创刊词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沐浴着2012年第一缕春光;伴随着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铿锵足音,《晋城将帅》萌育成熟,终于破土而出了。 《晋城将帅》荷负着对中共党史和现代军事斗争有关事件进行专门的发掘、钩沉、整理、研究和传播之使命。其视野集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太行太岳地区的战役、战斗及枪林弹雨中涌现出的杰出将领和军事人才。因为,“兵者,国之重器也!” 当那艘游船,升起镰刀与斧头交织在一起的风帆,从嘉兴南湖起航时;当中国工农红军用意志与信念,草根和草鞋丈量出来的两万五千里,穿越一个伟大民族五千年的荣辱兴衰时光隧道时,开天辟地第一次,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此,红色便化作一丛丛立体感非常强烈的辉煌,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约而驻了——瑞金、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无一例外地因为“红色”而典藏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 位于共和国腹地的太行太岳山区,自古以来多兵事。这里曾经是人民解放的红色堡垒。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杨尚昆、徐向前、陈赓、徐海东、黄克诚、滕代远、李达……一大批八路军赫赫战将们曾经长期战斗和生活在这里。他们正是凭借着这块北据长城要塞,南扼黄河天险,东出阳关可揽幽燕,西依太岳虎视同蒲的战略要地,以伟大的革命实践组织和指挥着根据地千万军民,向敌人发起了一次次冲锋,扶大厦于将倾,为中国人民的八年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性格和崇高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根基深远的爱国情操。他们为党为国为民舍身以赴的坚定信念和实践,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斗争思想及艺术,已经深深地镌刻在共和国的基石上,成为中国人民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被历史永远铭记。 同样是在太行太岳这块红色的沃土上;同样是在抗日战争的各个时期,同样活跃在战场上的还有来自不同党派的爱国将领如冯玉祥、卫立煌、武士敏……他们或与党精诚团结,共御外侮;或挥师赴险,痛击日寇。在他们身上同样沸腾着炎黄子孙的一腔热血。为使我们的研究获得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对此,《晋城将帅》将给予客观真实的再现。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习近平同志在湖南调研时,曾专程赶赴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他指出: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革命传统就是一种责任自觉,行动自觉,是我们国家主体意识的基石,也是我们情感的依附,精神的归属。鉴于此,《晋城将帅》呼唤历史,唤回那段属于上个世纪的“红色”历史。希望那些曾被鲜血浸染过的故事;那些曾经被生命凝练过的历史存照,能够在我们的《晋城将帅》中变得鲜活起来,让我们读着她,更为自觉地拔去心灵上的杂草,重现生命的本色,用红色的激情去拥抱时代。把血与火相伴随、与你我他相联系的红色基因作为一种不竭的动力能源注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毅然前行!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胡锦涛 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并作出决定,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部署文化改革发展。党的十七大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战略部署,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全党全国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开创了文化建设新局面。中央政治局认为,面对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以及文化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召开一次全会对文化改革发展作出战略部署,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确定的重大任务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形势下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第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十二五”时期奋斗目标,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需要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部署文化改革发展。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更加繁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十二五”规划纲要从推动科学发展的高度提出未来5年我国文化发展的目标任务,强调要基本建成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我们要顺利实现“十二五”时期奋斗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必须加快文化改革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第三,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需要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部署文化改革发展。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国际斗争主动权,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第四,切实解决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需要进一步从战略上研究部署文化改革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改革发展形势很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总体上讲,我国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同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同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还不完全适应,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也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文化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动力在深化改革,出路在加快发展。我们必须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改革创新的思路办法和更加有力的政策举措推动文化又好又快发展。 总之,中央政治局认为,深入研究我国文化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总结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对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摘自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责编 唐静〕  晋城市召开保持党的纯洁性学习教育活动动员大会 本刊讯 2月20日下午,晋城市保持党的纯洁性学习教育活动动员部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市委保持党的纯洁性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组长张九萍强调,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纯洁性教育活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定要按照省委的部署和要求,紧密结合实际,解决突出问题,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以更加认真的学习态度、更加高昂的精神状态、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把纯洁性教育活动抓紧抓实抓好,进一步开创全市各项事业的新局面。 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保持党的纯洁性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清宪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委保持党的纯洁性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冯建平,市政协主席师建平,市委常委原国政、于若洁、冯征、康吉仁、范丽霞、朱晓东、刘爱军出席会议。 会上,于若洁传达了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冯建平宣读了《关于开展保持党的纯洁性学习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根据省委《关于开展保持党的纯洁性学习教育活动的意见》要求,经市委研究决定,在全市开展保持党的纯洁性学习教育活动。学习教育活动从现在开始,到6月结束,每个单位集中学习教育活动时间为3个月左右。 张九萍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开展党的纯洁性教育活动,是省委创造性的贯彻中央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快转型跨越发展的重要举措。这一决定完全符合晋城实际,对于我们贯彻“两个坚定不移”,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充分认识始终保持纯洁性,是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要求,是争当全省转型跨越排头兵、提前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是深化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任务。 张九萍强调,开展保持党的纯洁性学习教育活动,要紧密结合晋城实际,解决突出问题,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各项工作落实。当前,要通过开展“四重四戒四力促”,切实解决理想信念不坚定,作风漂浮、工作不实,带动不力、精神不振,吃拿卡要、为政不廉的问题。 张九萍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把纯洁性教育活动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统筹安排,切实加强领导,既要把握总体要求,又要规范方法步骤;既要坚持领导带头,又要广泛深入动员;既要强化领导责任,又要加强工作指导,确保纯洁性教育活动取得实效。要以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为重点,坚持“四个结合”,抓好三个阶段,重点抓好“九个一”,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提高、带头查找问题、带头开展自我批评、带头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持续深入开展纪律作风整顿。党委(党组)要全面负责,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纪委、组织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加强监督检查,防止形式主义,防止走过场,保证活动健康开展。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选树一批先进典型,积极引导群众参与,营造浓厚氛围。 王清宪在主持讲话中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掌握好工作节点,紧密结合各自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及时安排部署,从上到下,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促一级,层层抓落实,在全市迅速掀起学习活动的热潮。要在重点抓好县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同时,统筹安排好乡、村两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学习教育活动,确保活动同步实施,统筹推进,力争使每名党员、干部都能参加活动、受到教育。要注重宣传引导,各级党组织在做好正面宣传工作的同时,注意掌控网络舆情,及时做好应对和宣传引导工作,确保为活动有序开展营造一个健康良好的氛围,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责编 成茂林〕  党风廉政建设要做到“四重四戒四促” ◎张九萍 在今年初召开的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特别是对保持党员干部的思想纯洁、队伍纯洁、作风纯洁和清正廉洁作出专门强调。1月18日召开的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暨省纪委十届二次全会上,省委书记袁纯清同志对此作出专门部署,指出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保持党的纯洁性教育活动,并作出具体安排。这些,既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指南。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统筹安排、扎实推进,确保以纯洁性巩固先进性,以先进性促纯洁性,进一步开创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崭新局面。 根据中央和省委精神要求,结合晋城实际,我们开展纯洁性教育的总体要求是:把好“三道关口”,坚持“三个贯穿始终”。即把好教育关、管理关和监督关,坚持理论武装、深化教育贯穿始终,坚持促进转型、推动跨越贯穿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建章立制贯穿始终,从而保持党员干部思想纯洁、队伍纯洁、作风纯洁和清正廉洁。 全市各级各部门都要对照上述要求,认真进行学、查、改,确保教育活动落到实处、抓出实效。学,就是要学理论、学知识、学先进,夯实纯洁性基础。查,就是要查思想差距,看信念坚定不坚定;查政治差距,看立场坚定不坚定;查道德差距,看本色保持没保持;查作风差距,看联系群众密切不密切;查廉洁差距,看律己严格不严格;查工作差距,看业绩明显不明显,增强纯洁性动力。改,就是有针对性制定整改措施,转变观念、改进作风、推进工作、树立形象、强化纯洁性成效。努力通过教育活动,做到思想认识上有新提高,作风建设上有新进步,能力素质上有新增强,转型跨越上有新贡献。 具体落实中,努力做到“四重四戒四促”: 一要重教育、戒庸俗,力促思想纯洁。思想纯洁是党性修养的第一课,是正确行为的先导。保持思想纯洁,最根本的是要坚定理想信念,抓住理论武装这个核心,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始终坚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最关键的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强化党员意识,站稳政治立场,明辨政治是非,在思想上、行动上自觉与中央和省委保持高度一致。最直接的是要抓好学习培训,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为契机,充分利用我市建立和拓展的干部教育“每月一讲”、自主选学“每月一班”、在线学习“每人一卡”和境外培训“每年一批”的四位一体教育平台,引导党员干部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追求高尚、远离庸俗,追求大公、摒弃私念,以人格支撑官德,用人品塑造官品,不断提升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和思想境界。同时,还要注重把加强党的纯洁性教育和开展“对党忠诚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与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与“基层组织建设年”结合起来,强化领导带头,搞好典型示范,注重思想教育,重在解决问题,真正以思想的纯洁引领作风纯洁、促进队伍纯洁。 二要重实干、戒浮躁,力促作风纯洁。勇当全省转型跨越发展排头兵,贵在务实,重在实干!不干,再宏伟的蓝图也是白纸一张。要实干,最紧要的是下功夫医治“浮躁”症。正如袁书记所指出的,当前干部作风上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少数干部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作风不务实、工作不踏实。过多想自己的帽子、谋自己的位置,缺乏良好的心态和正确的政绩观。“心浮则气必躁,气躁必神难凝”。有了浮躁之心,就容易急功近利,背离科学发展;就容易华而不实,放弃求真务实;就容易贪图虚名,疏远宁静淡泊;就容易行为变形,走入错误的泥坑。浮躁之气源在党性不纯。克服浮躁之气,关键要通过开展纯洁性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引导党员干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改进会风文风,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引导党员干部解放思想、锐意创新,敢于对标一流、赶超发展,善于攻坚克难、打开局面,努力在干事创业中体现价值;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听民声、察民情、解民怨、办民事,认真解决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安排好基本民生、落实好底线民生、化解好热点民生,努力在服务群众中取信于民。特别是要以开展“项目落地年”为契机,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工作围绕项目转、发展围绕项目干,加快推进煤炭资源整合成果的转化,加快推进富士康、华润、上海、晋煤四个千亿元项目落地,在项目建设中亮实绩、以项目建设看水平。要把下乡驻村、包村增收、下访接访等工作常态化,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在密切联系群众中增进与群众感情,在深入群众、服务群众中转变作风、经受历练。同时,还要探索用制度管人、用制度管事,让有为的人有位,让出力的人出彩。 三要重业绩、戒懒散,力促队伍纯洁。队伍纯洁,心齐气顺,无往而不胜!关键是要用“业绩”这把尺子公正公平地去衡量每个干部、每个党员,真正让吃苦者吃香,实干者实惠;让投机者无机可趁,让懒惰者无懒可偷。纯洁干部队伍,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鼓励和重用专心干事的实干者、勇挑重担的创业者、开拓创新的改革者。尤其是要严格目标责任制考核,不断形成科学的考核评价激励机制,坚持重公论、重业绩、重民意,一把尺子比高低,形成作风导向、用人导向的有机统一,努力打造一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干事创业的干部队伍,为转型跨越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四要重防控、戒贪欲,力促为政廉洁。进一步加大对消极腐败问题的防控力度,加快推进惩防体系建设,深化源头防治,开展专项治理,注重体制机制创新,坚决查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特别是要引导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起带头、做表率,时刻检点自己的思想言行,自觉遵守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管好人,保证队伍不出事;管好事,保证各项工作顺利推进;管好钱,保证严格遵守经济纪律和相关规定。今年,我们要探索建立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以及其他重要岗位干部定期不定期廉政约谈制度。对一些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人和事,要及时诫勉谈话。会后,纪检委要尽快拿出相关实施意见和办法。总之,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事前预防比事后处理更重要,防控比惩戒更有效。出台这样的制度,就是坚持教育在前、防范在先,真正从政治上爱护干部、保护干部。 新形势、新任务,对反腐倡廉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让我们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新实干,努力保持思想纯洁、队伍纯洁、作风纯洁,力争以崭新的状态、饱满的热情、务实的举措,进一步开创转型跨越发展的新局面,为勇当全省转型跨越发展排头兵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摘自晋城市委书记张九萍在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的讲话) 〔责编 崔利民〕  深化党史研究服务转型跨越发展 ◎冯建平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学习宣传,毛泽东、邓小平同志亲自领导起草了党的两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对党史工作作过重要指示。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出席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并亲切接见与会代表,习近平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还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实施意见》。在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省委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也高度重视,省委书记袁纯清同志在全省党史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袁纯清书记告诫全省广大干部:不重视研究、宣传和运用自身历史经验的政党,不会是一个成熟的政党;缺乏历史视野、历史知识的领导干部,不会是一个成熟的领导干部;对党史缺乏浓厚感情和深刻认识的领导干部,也很难说是政治上坚定的干部。省委于年初出台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实施意见》,并建立了党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我市历届市委对中共党史工作也非常重视,始终把党史工作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市委今年在纪念建党90周年期间还召开了全市党史工作会议,对全市党史研究、教育、宣传作了专门研究部署。市委随后还将出台贯彻落实中央、省委精神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强调要整合党史研究资源,充分发挥离退休老同志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形成开展党史工作的合力。我们欣喜地看到,全市的党史工作在党委的领导下,不断迈上新台阶,推出了一批有水平、有价值、有影响的研究和宣传成果,对扩大干部群众学习和了解党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借鉴运用党的历史经验服务现实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与中央和省委要求和新形势新任务相比,与先进兄弟地市相比,我市的党史工作也还存在许多不足。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党史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党史方面的精品佳作还比较缺乏,研究深度不够;党史的宣传教育还不够广泛,形式较为单调,手段较为陈旧;党史工作的队伍建设、经费投入、政策措施等方面还需要加以改进。作为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一支重要力量的中共党史学会,国家和省已经成立,我市广大党史工作者虽作为团体会员已经入会,但根据我市党史资源比较丰富的实际情况,和省委党史部门的要求,我市是需要单独成立中共党史学会的。这样既便于整合社会上党史研究资源,也有利于我市的党史工作。我相信,今天学会的成立,又有这么多老领导的大力支持,我市的党史研究工作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为此,我向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提三点希望,供同志们参考。 第一,要在挖掘和抢救地方党史及在太行太岳地区战斗生活过的将帅的资料上有新进展。 我们晋城是块英雄的土地,党史资源十分丰富。晋城是响应五四运动最早、建立中共地方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1925年,晋城就有了党的活动,1926年5月,建立了中共濩泽中学支部,1927年1月,成立了中共晋城地方执行委员会,是当时全省仅有的5个地执委之一,也是当时整个晋东南党的活动中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晋城党组织领导和策动了“陵川暴动”,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对山西省当局乃至北方地区震动很大。抗日战争时期,晋城是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腹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抗日的主战场之一。晋城儿女有十多万人参加八路军,直接走上了抗日前线,其中仅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近12000名。解放战争时期,晋城有30多万人次民兵民工参战支前,4000余名优秀干部北上南下支援全国解放战场,是人民解放军的前进阵地,是前方战场的兵源和后勤保障基地,是开辟新解放区重要的干部输出基地。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晋城是全国重要的能源煤化工基地,在煤电、冶金、机械、电力、军工等方面为国家的建设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涌现出了一批著名劳动模范和先进典型。在晋城这块红色的土地上,留下了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左权、杨尚昆、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薄一波等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事迹和建树的丰功伟绩。初步统计,在建国初期授衔的将帅中,10大元帅中有5位,10位大将中有4位,以及上百位少将以上将帅曾长期在晋城战斗和生活过。根据最新普查,我市仅上报中央和省的革命遗址就多达308处。近年来,虽然我市在党史资料的征集和党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还存在征集深度不够、范围不广、征集的资料缺乏存放保护、开发利用不够等问题,大量的党史资料还散落在民间和个人手中。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和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成立后,要勇于承担起这个历史任务,把征集地方党史,特别是那些曾经在晋城生活战斗的共和国将帅们的历史资料作为基础性工程来对待,积极开展挖掘和抢救党史资料工作,为深入开发利用打好基础。 第二,要在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地方党史及太行太岳将帅的英雄事迹上有新突破。 要在挖掘和抢救资料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全面反映党的发展过程、重大成就、基本经验,揭示历史的内在联系和要素规律,切实把党的历史和将帅奋斗史记载好、总结好、传承好。要广泛联络和团结全市中共党史、晋城地方党史、中国革命史学界广大专家、学者和教学、研究人员,以及有志于中共党史军史研究的各界人士,采取多种形式,扩大交流范围,不断提高学术水平。要大力宣传党在晋城带领人民群众走过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宣传晋城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处的重要地位和发挥的重要作用,宣传老一辈革命家和将帅在晋城建树的丰功伟绩和当地涌现出的革命先烈、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宣传晋城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通过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力争改变过去“藏在深闺人不识”的状况,极大地提高晋城在全省和全国知名度,使晋城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 第三,要在大力弘扬革命传统和将帅无私奉献精神,推进转型跨越发展上有新作为。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太岳将帅们与太行太岳人民一道,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万众一心、敢于胜利,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在太行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晋城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新的历史条件下,山西省委高瞻远瞩,吹响了转型跨越发展的进军号,指明了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我市作为全省综改的先行示范区,确立了建成山西乃至中部地区最具发展活力、最有竞争实力、最富人文魅力的宜居之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的奋斗目标。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就必须继续大力弘扬太行精神,将太行精神转化为推进我市转型跨越发展的强大力量。首先,要把“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太行精神体现到解放思想上。在具体工作中,要把有利于晋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晋城综合经济实力提高、有利于晋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标准,敢于打破传统,只要符合晋城的实际情况、符合晋城人民的利益、符合增加晋城人民的幸福指数,就要敢于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条条框框,先行试验,先行突破,先行发展。其次,要把“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太行精神作为“四化”建设的重要抓手,大上项目、上大项目、上好项目。在工业新型化上,坚持以煤为基、多元发展,在抓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基础上,重点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在农业现代化上,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加快推进畜牧、蚕桑、蔬菜、中药材、干鲜果、小杂粮六大特色农业发展,制定“一村一品、一县一业”推进规划,建设特色种植和养殖板块。在市域城镇化上,实施中小城市、县城、小城镇、新农村“四位一体”的特色城镇化战略,形成规模等级有序、空间布局合理、功能优势互补、整体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到2015年,全市城镇化水平达到57%以上,位居全省前列。在城乡生态化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到2015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4%以上。第三,要把太行精神转化为优化环境、招商引资的巨大动力。当前,在地区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推进转型跨越发展,招商引资至关重要。只有继续发扬“万众一心、敢于胜利”的太行精神,动员男女老少齐上阵、方方面面齐出动,才能打赢这场全民创环境、全员抓招商的新战役。第四,要继续弘扬“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打造一支干事创业、狠抓落实的干部队伍。当年,太行太岳将帅冲锋在前、吃苦在后的无私奉献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太行太岳军民英勇顽强的斗志和勇气。今天,面对转型跨越发展的历史重任,我们更需要弘扬太行精神,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创新能力强、善于攻关、敢打硬仗的干部队伍,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苦干、实干、加油干,为加快转型跨越步伐而不懈努力。希望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勇于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在大力开展中共党史,特别是晋城地方党史,以及革命战争年代,在太行太岳战斗生活过的将帅生平及其精神研究、宣传及教育方面多动脑子、多想办法,切实配合有关方面搞好资政育人,为我市的转型跨越发展带好头、服好务。   (此文为中共晋城市委副书记冯建平在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责编 成茂林〕  传承红色基因 保持党的纯洁 ◎李拴纣 近些年,我们国家正处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发展时期。而这种改革和转型,不是单指经济层面的转型,同时也是政治、文化、社会层面四位一体的、全方位的转型和深化。而在文化层面,价值观念体系是其核心,信仰又是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作为我党我国人民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却被少数人所质疑。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很多,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之变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自由的影响,更使一些人对我们国家的主体信仰产生了怀疑。所以,正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中时,一切功利化、世俗化倾向也在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的身上随之产生。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一些人的信仰出现了困惑、迷茫、动摇。其表现是:我们一些党的干部禁不住巨大利益的诱惑,贪污腐败;一些企业家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道德败坏,诚信缺失;一些农民的精神生活受到社会条件和收入条件的制约,导致信仰物化、异化等等。我认为信仰缺失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现实问题。现在谈信仰好像成了一件十分不合时宜的事情,但信仰又是一个政党乃至一个民族兴盛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将帅们正是凭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带领着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也确立了国家的主体信仰,即共产主义信仰。当前,面对我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信仰问题,我们搞党史研究、将帅精神研究就应与时俱进,进一步倡导国家的主体信仰。只有这样,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信仰真正内化成为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自身的价值追求。这也是我们成立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的初衷。 今年3月份,习近平同志在湖南调研时,曾专程到韶山,瞻仰了毛泽东故居。并说,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所以革命传统我们不能丢,革命资源我们不能放弃。革命传统是什么?革命传统就是一种责任自觉,行动自觉;就是一种信念。我们党建党90年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今天,在社会的转型期,我们尤其需要坚守精神高地的忠诚信念,传递好革命传统的接力棒。在生物学中,基因是遗传的物质基础。基因是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后代出现与前代相似的性状。革命传统就是决定我们党“性状”的红色基因。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总司令同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杨尚昆、徐向前、陈赓、徐海东、黄克诚、滕代远、李达等一大批八路军的赫赫战将们曾长时期地战斗和生活在我们太行太岳地区,并以伟大的革命实践,指挥着我们太行太岳的抗战,为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金字塔。一个名字就是一座丰碑,一串名字就是一条脊梁。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崇高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们在为党为人民毕生奋斗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崇高思想品德、高超政治智慧,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的太行太岳就如同瑞金、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一样,无一例外地因为“红色”而典藏着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历史。而那融入历史长河中的精神血脉和红色基因,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共有的精神瑰宝。所有这些宝贵资源,就典藏在我们这块红色的沃土之中,对其进行挖掘、整理、研究、传播、弘扬,正是我们晋城中共党史学会和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的优势所在,更是责任与使命所在。 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精神基因的退化和变异,必将导致信仰的偏离,精神的颓废,人格的矮化。在这伟大的变革时代,那些和血与火相伴随,与我们相联系的红色基因,就是我们国家主体信仰的基石,也是我们情感的依附,精神的归属和前行的动力。当然,要让红色基因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革命传统发扬光大。我们作为研究者,必须紧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前面我已经讲过,信仰教育要创新方式方法,在这里我要再强调一下,那就是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紧贴社会大众的精神需求,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才能吸引人,教育人;才能引导我们整个社会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主题,去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续写我们太行太岳新的辉煌!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武乡任县委宣传部长期间,曾经接待和陪同过许多当年在太行老区生活和战斗过的老同志故地重游。有总部机关的,一二九师的,北方局的,也有各旅团的。他们重返太行,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看看乡亲们,走走他们曾经战斗和生活的地方。尤其是1982年夏天,离开武乡40多年的彭总夫人蒲安修大姐,重访武乡时的情景,让我记忆犹新。她是和左权将军的夫人刘志兰、女儿左太北偕同到达武乡的。在陪同她们的日子里,听到的,看到的,感觉到的处处都体现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视民如伤的布衣情怀。就是那次,蒲安修大姐将《彭德怀自述》一书的稿费3000元交给了王家峪小学,说是让给孩子们改善一下教学的条件。临走时,她还将武乡县委、县政府《关于要求为武乡东部山老区煤田修建铁路的请示》带回了北京。很快,邓小平同志就作出了批示。这条铁路就像京九铁路绕道湖北红安一样,凭什么?就凭红安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出过100多位将军,就凭红安对共和国的那份特殊贡献。当年邓小平为武乡特批的这条铁路,现在已经成为促进武乡经济发展的一条大动脉。2002年中宣部文明办又给武乡老区八路军曾经生活战斗过的村庄,每户赠送了一台电视机,共计5000台之多。在这里我之所以要说一下我亲身经历和了解到的这几件事,只是要佐证一下,当年那些曾经在太行太岳生活过战斗过的将帅们也好,他们的子女也好,对我们这块红色的沃土来说,一直都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牵挂。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老区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我们晋城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一定要发挥好我们自身的优势,在做好搜集革命先辈及将帅们遗物,保护和修缮革命遗址的同时,还要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外调采访活动,要和将帅们的子女、遗孀常联系,我们这样做不仅可以为课题的研究收集到珍贵的资料,而且可以通过他们广结人脉,为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提出的转型发展和跨越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大家知道,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力,而且往往是一种四两拔千斤的生产力。 为了让太行太岳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我愿和大家一起努力,永远保持党的纯洁性,将太行太岳精神这种无形的资产化为不竭的动力,更好地落实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把晋城建设成为山西乃至中部地区最具发展活力、最有竞争实力、最富人文魅力的宜居之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原中共晋城市委书记、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会长) 〔责编 佳火〕  “八一”军旗、军徽诞生记 ◎谢武申 “八一”军旗和军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 解放军百万雄师高擎这面光辉的旗帜,佩戴着闪光的军徽,浴血奋战,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解放军全体将士又高擎“八一”军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捍卫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巨大的责献;1997年,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又高擎“八一”军旗,英姿勃勃地进驻了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 那么,“八一”军旗和军徽是怎样诞生的呢?笔者为了解这一经过,拜访了当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参与军旗、军徽设计任务的中央军委作战部一局的诸多老同志。其中,有同作战部部长李涛将军一起到周恩来处接受任务的人员,也有参加组织军旗、军徽图案征集工作和制作样旗的同志。在总参谋部作战部的帮助下,笔者查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和作战部的有关档案资料,终得以完成此稿。 陕北米脂杨家沟的决策   ——军旗、军徽设计工作的领导者是周恩来;征求设计图案始于1948年2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下半年转入战略进攻后,全国战局迅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8年初的战局已经清楚地表明,我军不久即可将胜利的旗帜插遍全国各地。然而,这时全军尚没有统一的旗帜。因此,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让解放军以崭新的面貌挺进新区,就成为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为此,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周恩来的提议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研究决定,由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指示电,于1948年2月21日下发给各中央局、各军区、各野战军前委并中央工委、中央后委,征求对设计全军统一的军旗、军徽、帽花和臂章的意见,提出:“在我军更大规模地进行外线作战、发展新区的情况下,作一正式规定已感到有此需要”,(《周恩来年谱》,第762页,北京,人民、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请各地各单位研拟具体样式报送中央审议。为了交通的方便,各单位上报的设计图样,可送到驻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中央工作委员会。 于是,一个征集军旗、军徽图案的活动,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势不可挡的战略进军而在全军展开。 河北平山西柏坡的决议   ——周恩来将组织设计工作交军委作战部承办;七届二中全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军旗决议 1948年3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陆续启程,于4、5月间相继到达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此后,周恩来便将军旗、军徽、帽章、臂章样式的汇集、综合和研议工作,交给军委作战部一局承办。 军旗、军徽、帽徽、臂章和胸章的研议和组织设计、制作,本应由军务部门主管。但当年的军委总部机关还在初创时期,尚未建立军务部,有关军务事宜,均由军委作战部承办。因此,周恩来就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作战部。总参谋部的军务部,是1952年1月6日才建立的。 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领受了设计军旗、军徽的任务后,同张清化(作战部一局副局长兼作战室主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张明(一局第二室副主任)商议,决定把这一工作交给江右书(作战室二科科长)具体承办,所需助手,可从一局工作人员中随时调用。 不久,在西柏坡,周恩来看到一份报告上说:我军挺进到陇海路南新区后,有的部队在帽子上缝了布料红五星,引起其他部队效仿,以致有些商人趁机制作在市场出售。他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请李涛拟写电报,指示各部队不要自制和在市场出售红五星。拟稿后,经周恩来审阅,于1948年5月15日以军委通令形式发出,通令说: “查我大军自进攻以来,新区人民对我军容极为重视。军委现正收集各方所建议之我军军旗、军徽、帽章、臂章标准样式进行审查,一俟样式确定,即当通令全军照式制用。但在未颁发前,全军望勿自行制用,市场亦应禁止随意制卖。” 自1948年2月21日中央关于征求军旗、军徽样式意见的电报发出后,军委直属机关和各野战军各军区都积极参加了军旗、军徽样式的设计工作。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也亲手设计了一幅军旗,但具体样式现已无可考。据当时在总政治部的几位老同志回忆,曾经画过长征漫画,后来担任过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将军,此时任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也参加了设计样旗的工作,提出了以几条蓝色横线代表祖国的江河样式。 军委作战部的江右书等经过近一年的汇集,经报请李涛、张清化等负责同志研议和筛选后,组织人员先后数次绘制剪贴了数种《军旗样本》。 具体过程是,先由专人按上送图案样式,以统一尺寸绘出军旗样式图,以黑线条勾出(类似国画中的铁线描技法),在空白处标明颜色。然后,再由另几位同志用复写纸将线描的图样复制在各种彩色“电光纸”(当年对表面有光泽和彩色纸张的称谓)上,剪下后,贴在线描图的空白处,和制作剪贴画的程序基本一样。于是,就制作出一幅幅彩色的军旗样式图了。据当时在作战部当参谋的邓汀回忆,著名画家张仃也被调到作战部参加绘制样旗。 江右书等将这些彩色军旗样式图旁注明设计思想,汇集成《军旗样本》,以“中共中央军委作战部”名义呈送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审阅,并征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的意见。 各单位报送的军旗图案,一致为红地,有以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以小五角星象征陆、海、空三军的,有以齿轮象征历史的,以蓝水线象征河流的,也有以刀、剑、戈、矛、步枪、盾牌、长城象征人民武装的…… 但是,这些图案中均无“八一”二字。因之,虽然送审的图案很多,但都未被选中。其主要原因是,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这些图案没有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特点充分体现出来。 大约在1948年底,中央支队参谋长、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拿着一本军内刊物来到作战室,指着封面,对张清化和江右书说,这是鲁中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为纪念建军21周年出版的特刊,毛主席和首长们对封面红旗上的五星和“八一”都很欣赏,指示可以按这个思路来设计军旗和军徽(笔者曾向叶老核实此事,老人家回忆说,情况是属实的)。 于是,由江右书主持,用红黄两色“电光纸”做出了一面带有五星和“八一”的样旗。经李涛看过后,张清化和江右书把纸样面呈周恩来。他看过后说,你们可用大一些的红布制作两幅样旗,五星和“八一”两个字可摆放在不同位置。中央不久将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届时请到会的中央委员共同审议。样旗做好后,先送我看一下。 经周恩来审看过的两幅样旗,一幅是五角星右侧为“八一”,置于左上方;一幅是五角星在正中央,“八一”二字放在五角星内。 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开幕。张清化和江右书带着一局的参谋,把两幅样旗张挂在会场的墙上。同时,也将各大单位上送军委的图样摆在靠墙的几张桌子上。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审议后,绝大多数都表示原则同意在军旗上加五角星和“八一”二字。 但是,有一位将军却不同意在军旗上缀上“八一”二字,建议缀上代表“秋收起义”的标志。但是,中央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位将军,就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 3月13日,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毛泽东年谱》下卷,466页,北京,人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之后,周恩来对李涛、张清化和江右书说:军旗图案已经原则通过,但五星和“八一”两个字的位置怎么摆放,你们再具体设计几个方案,待进一步审议后,确定一种样式,制作标准样旗;军徽,也按军旗的基本图案来设计。 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审定   ——军旗的方案拟制了三种送审稿,毛泽东倾向第一种;周恩来审定军徽、帽花并指示拍摄军旗纪录影片 1949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迁到北平。毛泽东等5位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作战部一局都进驻香山原慈幼院内。 在香山,江右书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工作人员拟出了军旗的几种方案,反复征求了许多同志的意见。最后,经过再三斟酌,确定了3种送审图案: 一、五角星右侧加“八一”,置于靠旗杆一侧的左上方。 二、五角星置于中央,“八一”二字竖排,置于五角星内。 三、五角星右侧加“八一”,置于上半部中央,下面加几条蓝色波纹水线,象征中华大地的山川陆水。 周恩来将这3种图案拿到书记处会议上审议后,对张清化、江右书说:军旗,毛主席和中央书记们的意见是倾向第一种;军徽,倾向于用军旗的第二种方案,将“八一”放在五星中央就可以了。制定军旗、军徽是国家的一项大事,还应该再征求一下在北平的中央委员们的意见,并请李维汉(中央统战部部长)征求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和各界代表人物的意见。我们解放军很快就要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了。不能等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再批准颁布,要尽可能快些,以便解放军戴着新的军徽,把军旗插遍全国。 张清化和江右书遵照这一指示,派一局的几位同志分头带了3种样旗征求意见。看过样旗的同志都认为第一种图案最好。 此后,周恩来指示按第一种图案制作一幅绸料标准样旗,给他看过后,再请华北军区安排步兵、炮兵和坦克兵部队,由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影片,内容包括授旗仪式,旗手在方队、横队、纵队和行进间的位置,执旗姿势。然后,把标准样旗、纪录片一并呈请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领导同志审查。这两件事和军徽的样品,都要在5月底以前定下来,以便在6月间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开幕时颁布。 李涛向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传达了周恩来关于调动部队拍摄军旗纪录片的指示,并商定由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唐永健具体组织实施。 张清化和赵光琛(作战部参谋)来到北平新街口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同该厂负责人汪洋商议,抽组了一个摄制组,并由赵光琛负责编写脚本。拍摄地点,安排在北平的北苑。 赵光琛还负责组织缝制绸料的样旗。 军徽的样式,是将“八一”二字置于五角星中央,字体为宋体汉字;五角星的周边和字均为金黄色。 1949年5月26日,也就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之后的第五天、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李涛关于军徽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 “(一)请朱、周、任阅,如同意,即照此确定。(二)请周交罗迈(即李维汉)征求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的意见。因军队是国家的主要部分,似有征求他们意见之必要。”(《毛泽东年谱》下卷,488页) 以军徽形式缩小制作帽花的标准样品,是赵光琛承办的。他将图纸拿到北平前门外西河沿的一家工厂,制作了一枚将五星周边和“八一”二字镀铬(银色)的帽花。周恩来看过后说,电镀的太亮,战士戴上反光,太耀眼。于是,赵光琛又到西河沿制作了一枚涂上黄红两色法朗釉的帽花。大约在4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江右书和赵光琛从香山赶到中南海,请周恩来审看第二枚帽花。 适值周恩来有事外出,午夜过后回到办公室,听了他俩的汇报后,说:“你们把帽花缝在帽子上,戴上,我看看。” 二人一下怔住了,原来,他们以为只是请首长看看样品,没想到他这么心细,便说:“帽花后面穿铁丝的铁片儿还没焊上。” 周恩来说:“固定帽花不要用铁丝。铁丝容易扎伤战士的头。还是用棉线固定好。” 赵光琛说:“我们身上没有带针线。” “没关系,你把帽花放在帽沿上就可以了。” 赵光琛往后退了两步,把帽花放在帽沿上,用手按了按。周恩来仔细端详了一下,满意地点点头。说:“现在这个样子可以了。就按这个上报中央,征求意见吧。” 朱总司令在审看帽花时,也指出用棉线固定为好,以免扎伤战士。 遵照首长的指示,赵光琛又到工厂把帽花的角上打了眼儿。这就是解放军的帽花早期用棉线固定的由来。 周恩来亲自审定过的两枚帽花样品,赵光琛珍藏至今。 经做好上述准备工作之后,由周恩来安排,5月27日,在毛泽东的住处——双清别墅院内,工作人员将第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插在池塘旁的空地之上,在苍松、翠柏、绿地和池边那株高大的银杏树映衬下,鲜红的“八一”军旗格外光彩夺目。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军委机关各部门领导同志在院内围着样旗仔细观看。纷纷点头称是,都认为可以照此样旗制作。 接着,大家又聚在室内,观看军旗纪录片。这样,最后审定了样旗。于是,“八一”军旗在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之际,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开幕的前夕应运而生。 新政协筹委会开幕之际公布启用   ——周恩来签发五月三十日军委代电,新华社发表毛、刘、朱、周、彭签署的《公布军旗军徽样式命令》和社论 在双清别墅审定样旗之后,周恩来指示李涛、张清化等,要尽快做好三件事:一、起草一份军委代电,附上军旗、军徽样式,印700份,6月初发到部队,请部队尽快按图样制发,在6月15日后用;二、起草一份《公布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稿,内容既要有图样,又要有准确的文字说明,要按总部、野战军(一级军区)及兵团(二级军区)、军(三级军区)、师(军分区)、团(县指挥部或武装部)6个级别确定军旗的尺寸;三、通知新华社写一篇社论,主要是讲明军旗的含义和意义。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电》(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三十日委参电第124号),是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周恩来”的名义签发的,其内容如下: “各野战军、各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并各级军区首长: 兹颁发军委制定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七百份,请即点收,并请各野战军各军区遵式制发各所属部队,并定于六月十五日全军正式开始启用。随电附发之军委命令及军旗、军徽图样请按团(县)级二份、师(分区)级五份、军(三级军区)级十份、兵团(二级军区)十份、野战军(一级军区)级二十份分发。政治机关应按军委命令在部队中广泛的进行教育,阐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军徽含义,务使全体指战员有深刻的了解,并自觉维护我人民解放军光荣旗帜的严肃。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周恩来辰陷印” 参加起草《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命令稿的江右书等同志,遇到了一个难题:即如何在命令所附的图样中准确地标明五星、“八一”的大小和位置。江右书等经过反复研究,终于拟出了“方格等分法”,即将整个旗面平分为四等份,再将左上角的一块分为横20、竖16的320个方格,然后将五星和“八一”的位置精确地标在方格网上。这样,既解决了位置问题,也解决了五星和“八一”在五种规格军旗的比例问题。 作战部一局的同志经过紧张工作,终于如期完成了拟稿、送审、修改、刻印、下发,以及配合新华社撰写社论等项工作。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幕的当天,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颁发了《公布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时间是1949年6月15日。 新华社在公布这一命令的同时,发表了题为《把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插遍全中国》的社论。社论说: “军旗和军徽上都缀着一颗金黄色的明星,缀着‘八一’两个字。这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已经用灿烂的星光照耀着中国。”“人们看到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就会想到它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想到人民革命力量必然获得最后胜利的真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成为一支完全正规化的军队;它的军旗和军徽的颁布,正是它的正规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社论最后强调:“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和军徽,不但是人民解放军的标志,也是我们的人民民主的新国家的重要象征。从此,全国的人民和全国的人民解放军,都必须一致保卫它的尊严,要像爱护我们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爱护它们。”号召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把我们的灿烂的旗帜插遍全中国”。 1997年7月第一稿 2012年2月第二稿 几点说明: 一、文中档案及军旗军徽图样,均复印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因馆规不能拍照,当年尚无彩色复印机,故复印件均为黑色。文中的彩色图样,系作者根据原样复原的。 二、作者为撰写此稿而拜访过的老同志当年的职务是: 张清化,河北省获鹿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曾任中央军委一局敌军科科长、一室主任,军委作战部一局副局长兼作战室主任。《周恩来传》(1898~1949)第730页曾说:“除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小作战室,由张清化任主任,相当于他的军事秘书。”1959年毕业于苏联古比雪夫红旗军事工程学院,回国后,任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总参谋部作战部顾问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叶子龙,曾任毛泽东秘书。 王亚志,军委作战部参谋,后任彭德怀秘书。 刘长明,军委作战部参谋,绘图者。 成普,军委作战部一局作战科科长。 刘克宽,军委作战部一局文印股股长。 张希,在西柏坡时,在朱德办公室工作。 张一民,军委作战部一局二室三科科长。 邓汀,军委作战部参谋,后任罗瑞卿秘书。 魏传统,总政治部。 三、《公布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命令的原文是: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兹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如下: 第一、军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 (甲)制法: (一)旗面为红地,长方形,横直为五比四。旗杆套用白色,宽为旗面横长的十六分之一。旗杆为红黄二色相间之旋纹,上置黄色矛头。 (二)由旗面的中心点向上下划一垂直中线,向左右划一水平中线,将旗面分为四个面积相等的长方格。 (三)五角星及“八一”两字均为金黄色,位於上方近旗杆之长方格内。 (四)将该长方格上下划十六等分,左右划二十等分,在上下八比八、左右六比十四处,定一点为圆心,以四等分长度为半径作一圆,用直线将该圆周的五等分点联成一五角星,星的上角顶点在圆心垂直正上方。 (五)“八一”用汉字,每笔均系等边长条体。旗杆在左时,该二字置於五角星的右下方,并由左向右横写。旗杆在右时,则该二字应放於五角星的左下方,并由右向左横写。 (六)“八一”字每笔长三等分,宽一等分,置於一小长方格内。该小长方格的上边距水平中线向上七等分,下边距水平中线向上四等分,左边(如旗杆在右则为右边)为由五角星之右上角尖(或左上角尖)向下所作之垂直线。右边(或左边)距垂直中线向左(或右)四点五等分。“八”字两笔的外侧六个直角尖端应紧接该小长方格的相当各边,内侧两个直角尖端相距约半等分。“一”字长为四等分,宽为一等分,该字下边距水平中线向上五等分,右边(或左边)即在垂直中线上。 (乙)各级军旗尺寸如下: (一)人民解放军总部横一七○公分,直一三六公分。 (二)野战军(一级军区同)及兵团(二级军区同)横一六五公分,直一三二公分。 (三)军(三级军区同)横一六○公分,直一二八公分。 (四)师(军分区同)横一五五公分,直一二四公分。 (五)团(县指挥部或武装部同)横一五○公分,直一二○公分。 第二、军徽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 (甲)军徽用作帽花时,其制法及尺寸如下: (一)五角红星的圆周半径为十五公厘(略作二公厘高之凸形)每个角均为三十六度,外镶一点五公厘宽之金黄色边。 (二)“八一”为宋体汉字,适当地直置於红星内。 (乙)军徽用於臂章、奖状、文书、车、船、飞机及建筑等物时,则按照上述尺寸比例放大或缩小。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彭德怀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责编 晓太〕  开国将帅授衔珍闻 ◎史亦兵 整理 红军改编后八路军曾酝酿授衔   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虽是开国后授衔的,但最初酝酿始于抗战。1937年8月,我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同年10月,我华南和华中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并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与日本侵略军及汉奸走狗进行斗争。在抗敌斗争中,各部队有了较大发展,组织体制也较前统一。这时,我军第一次开始酝酿实行军衔制度。 1939年4月2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提出,“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建立,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这可以兴奋干部,职责分明,于我军传统亦无损害。”5月3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发出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指出:“建立部队等级制度,是部队正规化的必要办法。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等级制度的建立,使部队生活严肃,而不是使上下级隔膜,不是培养军阀主义”,“我军生活平等的原则,并不因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改变”。训令还特别指出,“由于我军军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人人有可能无限上进。因此,等级制度的建立,可以保证上进者有系统的提升,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中工农出身的军人,只能升至准尉为止的弊病”。当时我军拟定的军衔等级,均是按国民党军队的等级布置的,设六等十六级。将官、校官、尉官,各设上中少三级;准尉一级;军士设上士、中士、下士三级;兵设上等兵、一等兵、新兵三级。评定军衔的标准:当时八路军总司令部训令规定,评定等级有三项标准:“甲、历史长而革命意识坚强;乙、能力强,工作热情高;丙、现任职务”。训令规定,“历史久而能力弱、职务低的,可予以比编制表上较高的等级,如准尉特务长可给以少尉衔;历史短而能力强、职务高的,可予以比编制表上较低的等级”。训令对士兵评衔标准规定为,“新兵入伍三个月,不犯纪律,学习积极,作战勇敢,尽忠职守,忠实革命者,升一等兵;一等兵六个月,有上述条件,堪作模范者,升为上等兵”。然而,由于当时条件下的多方面原因,这次酝酿的“等级制度”(实际就是军衔制)最终未能建立。 抗战胜利后军衔制重提日程 我军第二次准备实行军衔制度,是在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两党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1946年1月31日,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协决议”,国民党接受了我党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在“双十协定”中,“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上,我党提出:“中共及地方人员应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的工作,政府应保障人事制度,任用原部队人员为整编后的部队的各级官佐,……设立公平合理的补给制度”。在“政协决议”中,规定有“军事三人小组就照原定计划尽速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等条款。这一次准备实行军衔制度就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党中央1946年2月24《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认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在将来国防部中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按级一一律待遇”。因此,中央决定“我军各级干部即须执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指示》还对评衔的具体事宜作了明确规定。 该规定大体与第一次同,但也有改动。1946年新四军规定,评定军衔的原则是,“以现职为基础,并适当照顾干部的德才贤”。规定要求评衔时一般按“干部等级基准表”进行,但“同时要特别照顾到干部的斗争历史,对党的功绩或战绩,及在部队中的威信和党性等,而非单纯地只从现任职务等级去区分”。1946年3月12月,晋绥军区野战军规定,“我军在评定将、校、尉时,要按工作历史、功绩、能力,同时应照顾因工作需要而埋头苦干的干部”。1946年3月7日,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军队官兵等级说明与规定”,规定新四军军长、政委为上将衔,副军长、副政委为上(中)将衔,参谋长为中将衔。师以下职务的军衔等级为:师长、师政委,军区司令员、政委为中将,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少将;旅长、旅政委,军分区司令员、政委为少将,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上校;团长、团政委为上校,副职及参谋长为中校;营长、教导员为少校,副职为上尉,特种兵提高一级;连长、政指为上尉,副职及资深的排长为中尉;排长为少尉,司务长为准尉;副排长为上士,班长为中士,副班长为下士;战斗小组长、司号员、卫生员为上等兵,老战士为一等兵,新战士为二等兵。与此同时,对各级机关干部的职务军衔也作了相应规定。 遗憾的是,这次实行军衔制提出不久,国民党便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我军在非常条件下,被迫奋起反击,全力投入埋葬蒋家王朝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这样,实行军衔之事,就又被搁置了。 1955年授衔始末 开国后的正式授衔是1955年。准备过程却经历了好几年。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9月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央局、分局、军分区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中,就提到“军队的等级制度”问题。1949年建国之后,我军就着手为实行军衔制度做准备工作。1950年12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在向毛主席和刘、朱、周副主席的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出把“研究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列为1951年的工作任务。1951年2月10日,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指示”指出,评级可为“今后实行军衔制度,奠定初步基础”。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提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份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与薪金制度”。军委要求各总部于3月份以前完成实施军衔的准备工作,4月份全军动员与评定军衔,“6月底以前完成军衔的审查批准与授予手续”。于是各总部、各军委和各野战军党委,都把实行军衔制度的准备工作,列入自己上半年的议事日程。 根据军委指示的要求,总干部部于1953年1月20日向全军发出了“军衔鉴定工作指示”,要求于3月底以前完成全军干部的鉴定工作。总干部部同时还主持研究与草拟“军衔条例”及“实施规程”和“军官服役条例”等草案。军务部负责主持研究与制定“各兵种的肩章、标章、识别符号的图样、式样”,“按全军新编制拟定所有职务军衔等级(即编制军衔),规定无军籍雇员之职务”,对“军士、士兵的军衔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必要的准备”。总后勤部主持研究与制定部队之职务薪金与军衔薪金标准,以及实行军衔制后的各种待遇问题,并根据规定制作军衔肩章、符号,研究实行军衔后之服装式样。总政治部除参加协同总干部部、军务部和总后勤部共同研究与进行评定军衔的各项准备工作外,对实行军衔制度的动员教育工作加以研究,写出动员教育材料,向全军发出动员教育工作指示。1953年4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士以下人员(含准尉)军衔评定工作指示”,对军士和兵的军衔评定工作作了部署。后来,军委决定军衔制度应待军队组织编制确定、兵役法颁布实施后再予实行。故我军军衔制的实行时间延期到1955年。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同日,毛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实施。 8月1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签发“关于军士和兵评定军衔的指示”。按照上述条例和指示,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正式展开,到国庆节前军官的评衔工作基本完成。 9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发布授予朱德等十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 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国歌。 彭真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毛泽东主席接着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等十人。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隆重举行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典礼仪式。 由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周总理的授衔命令,周恩来总理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 9月28日,国防部举行授衔典礼,彭德怀部长授予我军在京部分校级军官军衔。 11月至1956年初,各军兵种和军区的授衔典礼,相继在各领导机关所在地进行,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元帅以及其他高级将领,代表国务院和国防部,分别授予各单位的将官、校官和尉官军衔。同时,各部队还举行了授予军士和兵军衔的典礼。 1955年9月17日,国务院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55年10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佩带军衔肩章、军兵种及勤务符号,按照国家规定的新的服装制式着装。 这年国庆受阅部队,开始按此着装,佩带上了肩章、领章和军兵种及勤务符号,军容显得更加威武、严整,引起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的注目。 为庆贺我军军衔制度的实行,首都各家报纸都发表社论。一致支持我军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实行军衔制度这一重要措施,热烈祝贺我军各级军官获得祖国给予的崇高荣誉,预祝我军在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光荣事业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开国元帅、大将、上将知多少   10大元帅: 朱 德: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彭德怀: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 林 彪: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副主席; 刘伯承: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训练总监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 贺 龙: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工委主任,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 毅: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 罗荣桓:曾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徐向前:曾任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聂荣臻:曾任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叶剑英:曾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国防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委员会长,中共中央副主席; 10大将: 粟 裕:曾任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常委; 徐海东:曾任中央军委委员; 黄克诚:曾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 陈 赓:曾任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 谭 政:曾任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 萧劲光:曾任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张云逸:曾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 罗瑞卿:曾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 王树声:曾任总军械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第二政委; 许光达:曾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57名上将及曾任职: 王 平:中国人民志愿军政委,军事学院政委,炮兵政委,武汉军区第一政委,总后勤部政委; 王 震: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 王宏坤:海军第二政委; 王建安: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 王新亭:济南军区代司令员兼第二政委,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事科学院政委; 韦国清: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 乌兰夫:副总理,国家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 邓 华: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叶 飞:福州军区司令员兼第一政委,交通部部长,海军司令员兼第一政委; 甘泗淇:中国人志愿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吕正操:铁道部代部长,中央军委军事运输司令员,铁道兵政委; 朱良才:北京军区政委; 刘 震:空军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刘亚楼:空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许世友: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 苏振华:海军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 李 达: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 李 涛:军委作战部部长,总参三部政委; 李天佑:广州军区代司令员,副总参谋长; 李志民:中国人民志愿军政委,高等军事学院政委,福州军区政委; 李克农: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副总参谋长; 李聚奎: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院长、政委、石油工业部部长,总后勤部政委; 杨 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杨至成: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 杨成武:北京军区司令员,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杨得志: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央政治局委员; 萧 华: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萧 克:训练总监部部长,军政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学院院长、政委; 宋任穷: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政委,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 宋时轮:总高级步校校长兼政委,军事科学院院长; 张宗逊: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 张爱萍:副总理,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 陈士榘:工程兵司令员; 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铁道兵司令员; 陈伯钧:高等军事学院院长; 陈明仁:二十一兵团司令员; 陈奇涵:军事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陈锡联:炮兵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 周 桓:沈阳军区政委; 周士第:防空军司令员,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外军训练部部长; 周纯全:总后期部第一副部长兼政委,武装力量监察部第一副部长; 赵尔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防工办常务副主任; 洪学智: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钟期光:军事学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政委; 贺炳炎:成都军区司令员; 郭天民:训练总监部副部长; 唐 亮:南京军区政委,军政大学政委,政治学院院长、政委; 陶峙岳: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二十二兵团司令员; 阎红彦: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董其武:二十三兵团司令员; 彭绍辉: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副总参谋长; 韩先楚:副总参谋长,福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司令员; 傅 钟:总政治部副主任; 傅秋涛:中央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总参队列部部长、动员部部长; 赖传珠:北京军区政委; 黄永胜:总参谋长兼军政大学校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 谢富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公安部部长,副总理,北京市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央政治局委员; 注:其中王建安为1956年授衔,李聚奎为1958年授衔。 最年轻的将军 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最年轻的大将许光达只47岁,大将粟裕、谭政也只48岁。 最年轻的上将萧华当时才39岁。他12岁在老家江西兴国参加革命,17岁,担任红军“少共国际师”政委,22岁便被任命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上将年轻者依次为王震、陈锡联,40岁;叶飞、李天佑、杨成武,41岁;韦国清、洪学智、贺炳炎、韩先楚,42岁。 中将里,最年轻者是曾号称“英勇善战”的“皮旅”旅长皮定均。他佩戴中将军衔时,只36岁,相当我军今天众多营团职干部的年龄。 在共和国众多的一代老将军中,有一批少将被授予军衔时均在36岁上下,如朱云谦、陈熙、陈忠梅、陈志彬、朱耀华、成少甫等。 各省籍将军排行榜 这次授衔中,除10位元帅、10位大将、57位上将外,还授中将175名,少将800名。之后,又晋升中将2名,少将560名,到“文化大革命“,共授少将以上将军1614名。在这1614名将军中,如若按将军们原籍所在的省份排列,前10位者如下: 江西,325名,占总数的20.1%;湖北,234名,占总数的14.5%;湖南199名,占总数的12.3%;安徽,128名,占总数的7.9%;河南,106名,占总数的6.6%;四川,95名,占总数的5.9%;山东,87名,占总数的5.4%;福建,83名,占总数的5.1%;河北,79名,占总数的4.9%;陕西,63名,占总数的3.9%。 在这其中:出元帅最多的省份为四川,4人,占40%。出大将上将最多的省份为湖南,28人,占总数的36%。若按将军所在的原籍县份统计,前10位的“将军县”依次为:湖北黄安、江西兴国、安徽金寨、湖南平江、江西吉安、江西永新、湖北大悟、河南新县、安徽六安、湖南浏阳。 授予我军将衔的原国民党军官 革命不分先后。1955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三军统帅毛泽东主席亲自向诸位将领授衔。其中有原国民党军官159名。仅被授予上将的就有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陶老与大将张云逸同庚,也是诸将军中年长的一位。1983年还曾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陈明仁与国民党元老程潜于1949年一起率部起义,对和平解放长沙,做出历史贡献。对此,毛泽东给予高度赞誉,在电报中称:“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江云,谨致祝贺。”建国后,毛泽东曾亲邀程潜和陈明仁赴京,共商国事。在北京,他们受到了极高的礼遇。聂荣臻在车站迎接,送往“六国饭店”下榻,朱老总率众多解放军将领出席迎接宴会。毛泽东在门口迎接并与程潜、陈明仁携手游园,泛舟中南海。毛泽东请程潜安坐,亲自执桨,在湖面上谈笑风生。在祈年殿,毛泽东特地从人群中召唤出陈明仁,亲切呼其字:“子良,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于是,历史留下一张永存之照;董其武则是随傅作义在平津战役中起义的。 毛泽东主席主动让出大元帅 根据军官服役条例和勋章奖章条例,按照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历史功勋和在部队的任职情况,是应该给他们授衔和授勋的。在初步方案中,毛泽东主席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列入了授勋名单。但毛主席坚持不要大元帅军衔,不要勋章。这事,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上还引起热烈讨论,包括不少民主人士在内的常委会委员纷纷发言,认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都享有崇高的声誉,应该给他们授衔授勋,尤其是毛主席功劳最大,应该授予大元帅,授三个一级勋章。为这事,宋任穷和赖传珠随彭德怀、罗荣桓同志去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随后他指着周恩来、邓小平和刘少奇说:总理和少奇同志,你们在部队搞过,也是元帅。少奇同志当即表示:不要评了。他又问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邓都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主席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以毛主席为首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衔,对全军干部是个很大的教育,也解决了评衔工作中的许多矛盾。原来一些自认为评低了的同志,也从思想上想通了,这就大大地推动了授衔工作的顺利进行。 〔责编 长武〕  黄钟大吕出陵川 ——抗战名曲《在太行山上》诞生地考证 ◎ 靳宏伟 张建军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这首歌诞生七十多年,以其优美的旋律,恢宏的气魄,坚决的意志,唱遍了祖国大地。大家都知道这首歌的曲作者是冼星海,词作者是桂涛声,但其诞生地是太行之巅的陵川长久以来却鲜为人知。 《在太行山上》这首歌曲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它自身的魅力,激起了亿万华夏儿女的报国热情。尤其体现了太行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它是太行山军民向天而歌的冲天号角,它是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黄钟大吕,它是民族抗战的英雄史诗。因此,考证这首伟大歌曲的诞生地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重要意义。 在太行山上,一度有《在太行山上》创作于陵川的说法。1985年,原陵川县史志办主任张振山陪同县政协副主席、文史专家王长发到王莽岭一带下乡,曾亲耳听他讲述王莽岭一带是陵川牺盟会的主战场,当年在陵川牺盟会工作的桂涛声亲眼目睹了王莽岭“铜墙铁壁”般的大气磅礴后,又融合了佛山“千山万壑”的雄浑澎湃,创作出了这首著名的抗战名曲。问及为什么没考证,已是陵川文史名家的张振山坦言说当年另有任务无心考证此事。在晋城和陵川,大多数人对此创作将信将疑,甚至有人认为空穴来风,置之不理。2008年,晋城市委党校的吉中,拿来了一本《红都影帅》的书,其中第19页提到了桂涛声在陵川寄《在太行山上》词曲的情况。这段话再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怀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决定对这首歌的诞生地进行全方位的考证。 众所周知,《在太行山上》这首歌的词作者是桂涛声,曲作者是冼星海,要想证明这首歌诞生在陵川,首先必须找出当年桂涛声和冼星海在陵川活动过的记载或证人,然后还要进一步验证这首歌的歌词和当年陵川的山川地貌及抗战文化的吻合程度。我们沿着这样的推理思路,展开了一年多的艰辛考证。最终的结论让我们欣慰和惊喜,我们的结论是:《在太行山上》的诞生地是太行之巅的陵川佛山。 耄耋老人述青史 往事并不如烟,循着历史的足迹,我们沙里淘金,反复筛选,有幸采访到了一些人和收集了一些资料,尤其是以下几位投笔从戎的亲历者,给了我们最重要的证据。他们曾经是风华正茂的少年,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了,尽管年事已高,但头脑清晰,思路敏捷,他们分别是:86岁的武文德,原陵川抗日儿童团成员;89岁的赵子纯,原陵川游击队战士;89岁的李中顺(少将),原陵川牺盟会成员。 2009年10月7日,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我们一同来到陵川东关状元巷武文德住所采访。武文德老人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生于1925年,属牛,采访时86岁,曾是抗日儿童团团员。武文德在部队还上了抗大分校八个月,毕业证上写的是“抗日军政大学华北分校”。退休以后在陵川从事资料整理和回忆录工作。对抗战初年的情况如数家珍,他给我们详细地回忆了抗战初期陵川城风云变幻的情况,现择要整理如下: 靳宏伟(以下简称靳):“您知道桂涛声和冼星海吗?” 武文德(以下简称武):“知道。1938年春天,党从陵川选拔了两批文艺干部,第一批加入了太行山剧团,带走的学生主要有苏云、赵贵宝、武爱文等人(苏云:曾任长春电影厂厂长;赵贵宝:著名的战地记者,曾任山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带队老师是洪荒(阮章竞)等人。第二批党派来的干部是桂涛声、冼星海等人,他们住在八蜡(发音读咋)庙(现陵川公安局附近,八蜡庙解放后拆除),贴出了招收文艺儿童团的广告,当年我十四岁,一共十七名儿童参加了陵川抗日儿童文工团。” 武文德老人边讲边唱,他半是回忆半是激愤的歌声,把我们的思绪带到了戎马倥偬的抗战岁月,站在我们面前的不再是一个沉默的老人,而是一个充满仇恨,同仇敌忾的抗日儿童团团员。 靳:“您什么时候见到的桂涛声和冼星海?” 武:“到了1938年4月20左右,冼星海和桂涛声来了,他们住在八蜡庙,经常来文艺班讲话,动员大家抗日。” 靳:“冼星海长什么样?” 武:“二十几,大背头,个子不高,和桂涛声差不多,不是矗天矗天高,当时也不瘦。桂涛声比冼星海瘦一点,很活泼,说:你们愿意来,无条件接受。” 靳:“‘桂代表’有什么细节?” 武文德曾多次陪“桂代表”吃派饭。“桂代表”带领儿童团下乡,老百姓给他做鸡蛋拌汤,他坚持吃糊饭(当地用小米和玉米面做的糊状早餐),非常朴素。 讲话中老人一声一个“桂代表”,多么亲切的称呼,多么鲜明的时代记忆。正和桂涛声任政治代表的身份相吻合。 2009年12月24日,我们在武文德的带领下,冒着严寒来到了陵川东关赵志纯的住所。有幸采访到了这位88岁的抗战英雄。赵子纯,1921年生,陵川县崇文镇人,1937年10月参加革命,一九四五年六月入党,身经百战,戎马半生,先后参加了百团大战、辽沈战役、华中战役、四保临江、解放海南岛和抗美援朝战争。老人家中还有自制的“四保临江”、“解放海南岛”等作战挂图。1958年到中条山林局工作,1983年离休,离休后享受正处级待遇。现年八十九岁。 靳:“您认识桂涛声和冼星海吗?” 赵:“认识。1938年部队回来扩兵,我17岁,给桂涛声当通讯员。桂涛声爱讲话,经常带领我们喊“中华民族万岁”,我们都尊称桂涛声为“桂代表”。冼星海见过,印象不深。” 靳:“您当时主要做什么?薪水是多少?” 赵:“我当时先给李谊宣当通信员,后来和郭秋秋两人给桂涛声当通信员。当时的薪水是李谊宣给的价5元。当时王赓仁当司令员,李谊宣当副司令员,桂涛声是代表。赵的主要任务是扫地和唱流亡三部曲,唱歌由洪荒指挥,有时候桂涛声讲话,有时候陈荒煤讲话。” 靳:“您对桂涛声有什么细节印象?” 赵:“桂涛声丢了刮胡刀,问我:小赵,是不是你要了?我对此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对赵子纯的口述进行了查证,晋城党史《中国共产党晋城历史》明确记载有陵川游击支队的情况,反映完全一致。无疑,这是一个襟怀坦荡的革命老人,这是一个高尚情怀的的战斗英雄。 正当我们感到冼星海的证人略显单薄的时候,原陵川县县志办主任张振山提醒我们采访一下陵川在外军界领导的思路,并亲自打电话和身在郑州的原河南省军区政委李中顺联系,在联系稳妥之后。我们决定前往采访。 2010年6月26日上午,我们来到郑州纬5路河南省军区干休所采访89岁的将军李中顺。李中顺,陵川北关人,早年参加陵川牺盟会,后曾任河南省军区政委,采访时思路清晰,语言流利,高兴时发出豁达的朗笑,非常平易。现择要记录如下: 靳:“您认识冼星海吗?” 李:“认识。” 靳:“(吃惊地)您认识冼星海?” 李:“(微笑)冼星海当时就很有名,我怎能不认识。我想冼星海还比较赏识我,因为我识简谱,学音乐比较快。” 靳:“具体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李:“1938年2月,陵川举办了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小学教师集训班,地点是县城西街小学校。我是代我父亲去培训的,共有四十多人,小学教师都比较大,像我这样十五、六岁的较少,主要是宣传抗日政策,学唱革命歌曲。” 靳:“冼星海做什么?个子怎样?” 李:“冼星海是通过教歌传授革命思想,许多人在下面学。他教的第一首歌,是教歌的负责人,非常认真,个子中等稍高点。” 我们采访到李中顺,才终于找到了冼星海在陵川活动的又一明确见证人,也得知冼星海在陵川仍然是从事抗战宣传教歌工作的,李中顺描述的冼星海和武文德描述的冼星海相貌也一致。至此,1938年春,桂涛声和冼星海在陵川既有资料记载,又有健在的见证人,他们和洪荒等早在上海就相识,在陵川都从事党的宣教工作。已经完全具备了创作《在太行山上》的作者条件和抗战的时代背景。 接下来应考证创作的时间、地点和情景了。 叩问佛山证当年 为了考证佛山日出与《在太行山上》环境及情景的一致性,我们耐心地等到桂涛声等人登佛山的5月份,以求最大的真实性。 我们首先要验证佛山日出情景和歌词中情景的一致性。熟悉地理的人都知道,“千山万壑、铜壁铁墙”的山川地貌无疑以太行山隆起最猛烈的陵川东部最为突出,这和“青山隐隐水迢迢”的江南山水有本质的不同,和“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长江风景也迥然有别。即使和“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丘陵风貌也有截然的不同,黄土的易冲刷性缺少了岩石壁立千仞的刚毅和坚强,形不成“铜墙铁壁”的地质景观。在确定了陵川东部这个基本的描述范围之后,我们进一步春天拂晓登上佛山考证吻合的程度。 佛山之巅旧有凌云寺。站在凌云寺的台基上,东望群山奔涌,千山万壑,远处王莽岭数十道山脊线宛如一幢幢铜墙铁壁,将佛山紧紧地护卫,站在佛山顶上,有一种力量的传导和升华。使人充满了一种力量感。尤其是东北的板山和东南的熊山,不仅形成对佛山的拱卫之势,而且形成一种观赏日出的画框相应,使红日初升形成一种壮丽热烈、蓬勃向上的情景。给人以无穷的光明和无限的力量。眼前的情景依然和歌词中所写的“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是多么的一致。而1938年,陵川已到处是抗战的热潮,抗日运动此起彼伏,妻送郎,母送子,到处是高昂的抗战的情景,和“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相呼应。 看着眼前佛山壮丽的日出情景,听着此起彼伏的阵阵松涛,我们仿佛又回到了1938年的春晓,桂涛声、冼星海和李曼等人登山的情景依稀在目,我们小心地印证着武文德清晰而悠远的记忆。5月3日晚他们在佛山脚下的六泉演出抗日剧目,4日凌晨3点(陵川方言叫起五更)便出发登佛山,当师生一行登上佛山顶时,正是一轮红日喷薄而出,金光万道之时,师生们不禁欢呼了起来,女教师李曼激动地指挥学生们在佛山之巅唱起了革命歌曲,儿童团在老师的指挥下,一遍又一遍唱起了铿锵有力的歌声。当此情景,站在太行之巅佛子山上,面对着一轮喷薄而出红彤彤的太阳,远处是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千山万壑,近处是披着围巾的李曼忘情地指挥着一群自由自在的青春少年,桂涛声的创作灵感迅速被激发了,他在佛山顶上的古庙旁忽而辗转盘桓,忽而若有所思,忽而相握低唱,忽而相视一笑,很快灵气十足的桂涛声吟出了歌词,兴奋热烈的李曼迅即组织文工团在佛山顶上一遍一遍地试唱。在红日的烘托下,在群山的映衬下,冼星海、桂涛声率领的陵川抗日文工团在佛山顶上庄严地唱响了这首歌曲,大山给了他们抗日的力量,红日赋予了他们战胜敌寇的信心,歌声振奋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看到李曼和队员们高涨的抗日情绪和气壮山河的演出情景,李曼和桂涛声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感觉到一首脍炙人口,振奋人心的抗战歌曲就要诞生了。他们创作抗战歌曲战胜敌寇的信心更加坚强了。 通过对佛山的实地考察。我们可以肯定,佛山顶上的日出景观和自然地理完全吻合《在太行山上》的情景。只是时光流逝了60多年,和煦春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艺术佐证几经年,为了调查清楚《在太行山上》诞生于陵川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有必要从歌词的内容特色,创作规律,时代特征等方面去验证这段不平凡的创作过程。 一、《在太行山上》的艺术情节源自陵川抗日剧目《四杯茶》,符合陵川方言和抗战形势。 在武文德家中,老人给我们演唱了当时陵川抗日儿童文工团演出剧目《四杯茶》(又叫自动参军)唱词: 儿:“自动参军上前线,打败鬼子保家园,头杯茶呀敬我的爹,我去当兵您当家呀。” 爹:“去吧,好好到前方打鬼子,不要心焦家。(心焦,陵川方言,担心之意。)” 儿:“二杯茶呀敬我的娘,我去当兵娘少想呀。” 娘:“好好打鬼子,把鬼子打败,不要想家。” 儿:“三杯茶呀敬我的妻,我去当兵少哭啼。” 妻:“去吧,不哭啼,这是光荣事。” 儿:“四杯茶呀敬我的妹,我去当兵陪嫂睡。” 妹:“去吧,哥哥您放心吧,我和嫂嫂在一起。” 从当时抗日儿童文工团的演出剧目《四杯茶》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影子,由原来爹、娘、妻、妹四人送别抗日儿郎的场面,浓缩为最有亲情感染力的母亲和妻子场面,可以说这《四杯茶》的故事情节是《在太行山上》情节的源头或雏形。另外,这个“母亲叫儿打东洋”中的“叫”字,在陵川口语中使用频繁,至今沿用不衰。 从《中国共产党晋城历史》的统计数字来看,1938年,陵川自卫队等三支队伍扩编为第二战区行营游击队第一支队,队伍由原来的300多人变成了1000多人。陵川县一次参军人数就达410人,确实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局面。 二、关于《在太行山上》创作的其他记载,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最初的创作地不在武汉。 浙江日报副刊西彦文章《回忆良师冼星海》,冼星海介绍说:“我的诗人朋友、词作家桂涛声同志冒险去了一趟太行山,看见了朱总司令领导的八路军,也看到了太行山上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当兵的感人场面,便写了一首《在太行山上》的歌词,请我给他谱成曲。”这和武文德关于桂涛声在陵川从事抗战宣教工作,登佛山创作了《在太行山上》正好吻合。 《炎黄春秋》载刘大明署名文章《〈在太行山上〉的词作者桂涛声》“阿桂在誊抄这首歌词,将要寄给冼星海时,我正好在他旁边,因此快速地浏览了一遍,大概半月后,阿桂把冼星海谱好了曲的《在太行山上》歌篇给了我,并说:“唱吧!”我不由得照着歌谱哼了起来。不久《在太行山上》广泛地传唱起来。直到今天!”说明桂涛声在武汉是誊抄的,这和在陵川创作不矛盾。 星海故乡网页记载了当年冼星海在武汉和周恩来、郭沫若演奏试唱《在太行山上》,文中写道“冼星海坐在钢琴前边,看着谱架上刚刚写好的五线谱在试奏。接着,他又自弹自吟地哼唱:红日照遍了东方……他们站在门口看着冼星海在修订《在太行山上》。”这和武文德所说的在佛山顶上试唱《在太行山上》也不矛盾。试想,在兵荒马乱的陵川佛山顶上,桂涛声灵感激发,即兴创作了《在太行山上》,并且教陵川抗日儿童团简单试唱,是在陵川战乱条件下能够做到的最好方式,根本不可能找到试奏的钢琴,冼星海的钢琴调试谱曲只能是艺术作品的二度加工了。 曾经在陵川战斗生活的著名作家洪荒(阮章竞)的文章《赤叶河后记》记载一九三七年冬天,我是从这里的南端登上太行山的。我曾亲自听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这支英雄的歌,升起在这千山万壑中,由此可见,《在太行山上》这首歌确实是在陵川的千山万壑中诞生的。 三、《在太行山上》反映了抗战初期同仇敌忾的高昂士气和坚定决心,吹响了太行抗战的冲天号角。 从创作时间上看,这首歌是反映国共联合、守土抗战、拒敌于门外的一种战争情绪和决心。《在太行山上》创作于抗战初期的1938年5月,当时正是国共两党联合抗战,同仇敌忾的高潮,尤其在山西一带,卫立煌和朱德率领国共两党的部队共同抗击敌人,成为当年合作的模范区。就在桂涛声创作《在太行山上》前夕,赵寿山率领的十七师在高平一带痛歼敌人,中央军、西北军、八路军等在太行山上联合抗战,一度重创日军。 从内容上看,这首歌完全是反映国共联合守土抗战的。站在太行绝顶上的《在太行山上》体现了抗战初期中华民族军民众志成城的坚定决心。正是站在佛山顶上才升腾起的那种气吞山河的雄浑壮阔,你才会产生凛然不可侵犯的豪迈情怀。进而产生出“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让它在哪里灭亡”的伟力和决心。正因如此,在全国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中,这首歌被选为公演纪念特别曲目,在八百里太行轰然作响,威震敌胆。 综上所述,从《红都影帅》的回忆到《中共晋城党史》的记载;从三位革命老人的口述历史到其他创作版本的推断;从佛山之巅的景观考证到歌词内容的文化特点;从陵川抗战宣传活动的实际到歌曲创作的艺术修改,《在太行山上》这首歌都能够和当年陵川特有的人物、地点、时间、事件相吻合。 因此,我们认为《在太行山上》这首著名的抗战歌曲诞生在太行之巅的陵川,地理环境契合,相关资料翔实,亲历人健在,采访清晰可信。桂涛声、冼星海等人在风云聚会的佛山之巅创作完成歌词,并初唱了这首伟大歌曲是真实可信的! 巍巍太行群山,藏着数不尽的谜底。考证完毕,我们不禁想起了一句诗: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困难时期见真情 苏北新四军支援太行山八路军工作纪实 ◎ 林 一 那是1942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五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日、伪军连续在华北地区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集中强大兵力以“铁壁合围”、“篦梳清剿”等战术,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无情的袭来。华北地区尤其是太行山地区蝗灾蔓延,旱灾肆虐,不少地方还流行霍乱、疟疾等传染病,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老百姓和抗日军队的生活极端困难,不得不以野菜、树叶掺谷糠充饥,有的地方树皮都被剥光了。1942年5月,敌人集中2.5万余人对太行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八路军前总左权参谋长在指挥总部、北方局机关人员突围中不幸牺牲,同时在战斗中牺牲的还有司令部、北方局、新华社、党校等不少干部。这是八年敌后抗日战争中我军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中央军委通令: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同志阵亡,现以滕代远同志充任总部参谋长,仰即知照。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副校长的滕代远因军情紧急,没有交代完工作,就随彭总派来接他的管理科长一行人上路了。他的新职务是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兼情报处处长。 滕代远一到任,就抓紧时间熟悉情况,协助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太行军民粉碎敌人的“扫荡”。并提出各部队“向敌占区开展活动”外就投入“精兵简政”、厉行生产节约的运动中,发动群众,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开展多种形式的生产自救活动,提高部队战斗力,闯过1942年,迎来了更为艰难困苦的1943年。 年初,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得知这里军民度荒的情况后,来电向彭总表示:我们苏北、山东地处沿海,物产丰富,有粮食、海产品等,除我们自用外,可抽调一部分支援你们。随后,新四军陈毅代军长先后两次又给前总发来电报询问是否接收支援物资? 彭总曾经考虑过这批物资如何接收的问题。江南和太行山远隔千山万水,还有敌占铁路、公路相阻,要想顺畅地把大批款项和物资从新四军地区转运到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困难可想而知,因此迟迟未复电。接到第二次来电催问,彭总与滕参谋长、罗瑞卿主任等商量后,决定给陈代军长回电:接受新四军方面的慷慨援助,并希望派出得力人员与我方联系。 彭总亲自找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王兴让商谈,王接到命令火速赶到麻田镇。王兴让,30岁,辽宁安东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8月被派往东北做兵运工作,1941年任太行区第四专员公署主任,1941年7月调任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对边区经济工作的情况熟悉,有一定的经贸工作经验,交际广,朋友很多。由于他先天缺一只右臂,人们称他是“独臂局长”。 彭总见到王兴让,急忙让进屋内,两人围着木炭火盆边烤火边谈话,把这次任务的大概情况和总部的决心向独臂局长进行了交代。王兴让听后顿时感到责任重大,重担在肩,不敢有丝毫懈怠,他表示:回去马上了解一下情况,提出一个稳妥的方案后再汇报。临走时,彭总嘱咐他:“调款一事事关重大,丝毫马虎不得。要妥善拟出方案,具体工作你去找滕参谋长。” 几天后,滕代远在办公室约见王兴让。王详细汇报了此次调款工作的初步设想。从整体上看,北方地区条件比较成熟,天津、青岛两地均有我们的商业网点,可充分利用现有的关系。而南方地区有些困难,还要努力开创局面,上海需要建立一处商业网点,还必须物色一位合适人选,坐镇上海并能够长期潜伏下去,负责接收和交接的联络工作。滕参谋长指示:原则上同意这个设想,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商业网点,需要的可临时增设。天津和青岛方面的负责人和上海商业网点人选由你选定,派往上海负责联络工作的人选由总部情报处物色。 此时的滕参谋长心中已有了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此人就是晋冀豫区党委研究室研究员吴青。29岁的吴青,1938年在抗大总校校部秘书处工作,因为她的英文水平是全校拔尖的,校内有人叫她“洋秀才”。到1940年5月下旬滕代远任总校副校长后,她才离开抗大。吴青生长在上海一个富有爱国思想的家庭,父亲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光复上海时曾率领商团攻打清朝军火制造厂,有过功劳。中华民国成立后,被民众推举为上海旧城的第一任县长,在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母亲出身封建家庭,当过中学教员,对女儿的抗日爱国行动报以支持的态度。她在上海具有长期居住和工作的条件。滕参谋长找来吴青开门见山地对她说:“吴青啊,现在有一个重要任务。华东新四军要支援华北八路军总部一批款项和物资,需派人到上海接收后,转运到太行山根据地。考虑到你是上海人,在上海还有家,我们想派你去上海一趟,做一些联络工作,需要在那里多呆一个时期。你看有什么困难吗?”她沉思一会儿说:“我已离家六年,只要老母在,总可以掩护我住一个时期。我估计呆得住,我没意见,服从领导决定,完成任务。”参谋长听后十分高兴,嘱咐她去找情报处派遣科林一科长具体商谈。 不久,我约吴青面谈。我早就认识吴青,在1941年我和她都在八路军总部秘书处工作过,这次见面感到特别亲切。我说:“你的身体好了吗?参谋长和你已谈过,这项任务很艰巨,是工商管理总局王兴让局长负总责。你回到上海后,先妥善安置住下来。会有新四军地下交通员与你接头,他把有关款项物资交给你,由你再转交给天津派驻上海的人员。此款有多少接多少,有多少交多少,双方接触时不必过多交谈。”我又问吴青:“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和意见?”吴青长嘘了一口气,感到身肩重担,不可掉以轻心。她说:“我身体虽然有点小病,现已好了。请你们放心,我会设法完成任务。”两天后,吴青奉命调到八路军前方总部。情报处派遣科负责给她照了相,以便进入敌占区用在“良民证”上。 前面提到的天津方面的负责人,独臂局长选择的是赵有德。刚从敌占区天津回到太行山根据地的赵有德,39岁,山西屯留人,1940年任太行区工商管理局林县德兴货栈经理,1942年被派往天津做地下工作,1943年4月入党,是一位经验丰富,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同志。 9月10日,彭德怀从麻田动身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滕代远留总部主持前方工作。北方局书记由邓小平代理。调款方案经研究已获得总部首长认可,执行任务的特殊人员全部选定。为慎重起见,滕参谋长决定最后召见赵、吴二人。赵有德、吴青二人应约准时到达参谋长办公室,我也参加了会见。滕参谋长首先将赵、吴二人互相介绍给对方,然后话锋一转,提纲挈领地把调款任务阐述了一番:“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到上海、青岛两地分别将那里汇总起来的款项,分批提取出来汇到天津。然后再想办法分批汇回太行山根据地。具体工作你们找边区工商管理总局王局长详谈。”离开滕参谋长办公室,赵、吴二人立即到王兴让局长那里,王局长同他们一起研究了每个人出发前后的一些具体事宜。王兴让先给吴青安排了住处。接着他嘱咐以下事项:一、从现在起,你不能与周围同志来往接触,不能让认识你或不认识你的人知道你将去何地,每日三餐有人送来,你不能走出此屋;二、你需要自己制作一件可以去敌占区穿的衣服;三、离开边区时不能携带根据地的用品,片纸只字都不能带;四、有交通员伴你一起去上海,到上海后把你介绍给新四军的交通员,你把在上海的联系方法告诉双方交通员;五、你除了接交款项的任务外,没有其他任务,不同上海地下组织联系,华北去上海的同志将主动与你联系。 1943年夏秋之际,经过周密策划的有近百人参加的东款(新四军)西调(太行山八路军)工作有序的展开。 王兴让,独臂局长坐镇河北省涉县索堡镇,全面指挥; 曲介甫,代表王兴让去新四军军部接头,转告接款安排,后与夫人李尚平同去徐州建立商业网点; 赵有德,敌占区调款负责人,即刻返回天津做准备工作; 王磊然,临时受命,协助赵有德做好接款准备; 姬忠忱,先去上海与新四军交通员联系并为吴青探路; 吴青,以阔小姐身份为掩护,潜回上海准备接款; 曹中枢,林县任村德兴货栈经理,等待接款、接货; 李汝修,武安县阳邑德庆隆货栈经理,准备收款、收货。 在根据地里,为配合这次“战役”行动,虽然涉及了很多人,但是绝大多数人是无法知道内情的;在敌占区里,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和交易场所不计其数,但都是各种款额和货物的交易,根本想不到这是新四军支援八路军的抗日救灾款。 赵有德火速回到天津后(化名张子敬),急忙与“晋泰昌杂货庄”的总经理苏绳武(化名宋庆祥)、经理马振华三人进行会晤。三人在屋里摆上一盘象棋,以下象棋为掩护,由赵向他们传达了八路军前总的重大决策,提出了调款任务和具体安排。宋庆祥、马振华听后激动地说:“总部首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是对我们极大地信任。如果完成任务,就是对根据地军民,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的一点贡献呀!”同志们的表态,极大的鼓舞了赵有德的信心,他布置任务说:“我们的任务是到上海、青岛两地收款。上海是重点,时间长,款项多,还要倒换银行和币种,由宋庆祥总经理亲自去。为掩护起见需要在上海开设一座门面,也由老宋主持。青岛方面因款额较小,不需要倒换货币,可派伙计苏丕芝去接款。马经理留住天津,负责接待处理上海、青岛方面来人、来电、来函。”任务已定,分工明确,大家分头开始行动。 宋庆祥交代了业务,即刻动身前往上海。经过朋友的举荐,很快在上海公共租界开了一个新点——“庆丰号货栈”。办好各种手续,等待接款。派去青岛的伙计苏丕芝,年轻有为,办事利索。打着为自己东家接收一笔财产的旗号,在一个朋友的店里设立内庄,取名“隆泰号”,自任经理,负责把收到的现钞就地采购成杂货,囤积待运。 不几天,他们收到情报,称山东地区派出的人员已到天津,希望约定时间按规定地址见面。赵有德喜出望外,随即与来人见面。在互相对上接头暗号后,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赵有德让他回青岛找“隆泰号”经理苏丕芝,当面交清钱物,闲话少说。来人明白,即刻返回。几天后,青岛苏丕芝传来第一个喜讯,打来电报说:“青事顺利,款肥物丰,不日到津。”马经理拿着电报让赵有德看,两人高兴地哈哈大笑,互相祝贺调款行动旗开得胜。 10月初的太行山,秋高气爽,云淡风轻。王兴让局长派交通员姬忠忱护送吴青去上海。在他们出发前,再一次留下嘱咐:“途中吃、住、行要保持一定距离,让别人看不是很熟的关系。在上海除与新四军代表接头外,不和无关人员联系。老姬主要任务是引路、买车票,别的事不要过问。”“请局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二人表态后,在独臂局长殷切的目光中上路了。 二人经林县任村进入安阳敌占区,把假“良民证”换成真的“良民证”后,登上南下的火车,经徐州、南京,奔往冒险家的乐园——上海。 吴青回到阔别六年的故土,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家里的人还在吗?母亲身体还好吗……按响门铃后,一位女佣人打开院门,“你找谁?”“我就是你家的老四!”吴青真切地回答。“哎呀!真是四小姐回来啦。”“是我。”女佣人高声说:“四小姐快请进!”吴青快步进到屋内,见到久别的母亲,心情万分激动。老人赶快吩咐佣人准备饭菜,为多年不见的小女儿接风。 吴青简要向母亲汇报了近年来的情况,告诉她现已结婚,家在河南安阳,丈夫是个教书的,人很老实,对她也好。实际上她的爱人《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同志在1942年5月反“扫荡”中已牺牲,她为了安慰老母,才编造出以上这段话。这次回家是特意为母亲的六十大寿而来,顺便到上海医院看看妇科病。老太太听得又高兴又担心,不住地点头。家里除母亲外,三个姐姐早已出嫁,只剩一个比她小5岁的弟弟吴天荫,在一个私人开的“企工银行”任职。 按照母亲的吩咐,吴青回家后就换了服装。无论是旗袍还是手饰,都是大上海流行的式样。打扮入时的吴青,真的成了一位贵族小姐。 时隔一日,吴青乘三轮车到大东亚旅馆找到同来的交通员姬忠忱,告诉了自己家中的电话号码。嘱咐他有人来联系时,一定先要用电话联系,以便约定见面地点。 几天后,新四军军部派出的联络员陈祥生,打电话约吴青见面。两人在熙熙攘攘的电影院门口会面,因初次见面,双方都用标准的上海话打招呼,陈祥生把新四军汇总的第一批款子当面交给吴青。说明这批款是华中根据地边沿地区的商号向根据地税务机关交纳的税款。商号与上海的银号、钱庄有经济往来,所以用的是由钱庄签发的庄票,凭这个票可到指定的钱庄提取现款。简单扼要交换情况后,两人立即分手。吴青想到,这种庄票来历与江南新四军根据地有关联,容易引起日、伪人员注意,不如换成与根据地无关的银行支票更为保险。她此时想到弟弟吴天荫,借助弟弟在“企工银行”任职的便利,借口说这是丈夫生意往来中的款项,暂存“企工”几天,等待合伙人来取。 几个月之中,吴青多次在各种不同时间、地点和新四军联络员陈祥生见面接款,及时请弟弟在银行存、取,并转换成支票,再将支票交给天津方面派来驻上海的“庆丰号货栈”经理宋庆祥。就这样周而复始的运作了八个月的时间,由于工作细心谨慎,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为了掩人耳目,久居家中的吴青还为母亲办了六十大寿,去医院治病等。 1943年11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途经冀鲁豫边区,跨过平汉铁路,安全到达八路军前总所在地——晋东南左权县麻田镇。到达时已是1944年1月下旬了。他受到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邓小平和主持八路军前总工作的滕代远的欢迎。几天后,陈毅和滕代远在讨论敌后的抗日战争形势时,陈说:“太行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实在是不容易。”滕参谋长说:“这两年太行山地区发生旱灾虫灾,加上日、伪军频繁‘扫荡’,抗日军民缺衣少食,正在奋力度荒。”“正是为了支援太行军民度灾荒,新四军军部决定抽出部分粮食、海产及款子,尽一点微薄之意。”陈毅说。滕参谋长向陈毅通报了接受新四军款、物的进展情况,最后说:“太行山军民真诚地感谢新四军的支援。这些钱、物对太行山抗日军民将起到极大的作用。”他们两人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的战友,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阶级感情。陈代军长还接见了指挥这次调款行动的独臂局长王兴让,王局长代表太行军民送给陈毅同志一件用最好的羊羔皮做的坎肩御寒。陈毅临走前,嘱咐保健医生将两瓶专治疟疾的奎宁丸和两瓶阿斯匹林药品,送到滕参谋长办公室,请总部首长收下。 调款行动中规定的两个交款地——上海、天津均交接顺利,首战告捷。外地的款项源源不断汇入天津。上海方面为稳妥起见,把敌占区内“中央储备银行”的钞票兑换成华北通用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货币。青岛方面又接款,又收货。除汇款外,还有大批货物运到,有大料、白糖、纸张等。这些货物带着新四军及江南人民对华北地区抗日军民的深厚感情,源源不断从青岛运往天津。 货物都是装火车运来的,在天津站车皮不能久留。天津“晋泰昌”杂货庄的院子和仓库较小,东西一时放不下。留住天津的马振华经理指挥货庄的伙计们,昼夜不停,连续搬运,利用一切空间,把货物码放整齐。在天津的总指挥赵有德看着堆积如山的货物,找到马振华一起商议:“我们的货物是否变成钱分别存在‘蔚丰’、‘致兴’、‘华通’、‘永恒和’几个银号和天津有名的‘金城银行’,眼光要看远一些。”老马说:“我也这样想过,我们摆出一个高姿态,不和他们计较利息多寡,这对银号、银行是有利可图的。”“对!这样下去既能完成调款任务,又可提高‘晋泰昌’的信誉。”赵有德高兴的说。随后,以“晋泰昌”的名义存入各银号、银行的款,每月都有四、五次,每次少则3万、5万,多则几十万元,到1944年春节前后达到高潮。随后,全国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苏北、山东地区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地扩大了,队伍发展壮大了,他们不能再支援太行山区了。至此,调款任务行将结束。这笔为数不少的款项,有力地支援了处于极端困境中的太行军民,鼓舞了人们的抗日情绪,加深了新四军、八路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战斗友谊。从1943年夏至1944年秋,先后给太行山区汇来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伪币和部分货物约折合800万元。(注:因战争年代时间已久,查不到当时账本和记载,只能根据当年参加工作人员的记忆做出估算,当时在阳邑德庆隆货栈任机要秘书的谷锐锋说:他们货栈收到的调款和货物约计“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400万元左右。王兴让说:任村德兴货栈的收款不会少于德庆隆货栈,也应算作400万,两者相加就是800万元伪钞。按当时敌占区物价计算,40斤一袋的面粉市价是5元,此款可购买160万袋面粉。) 1944年10月,总指挥王兴让发出命令:调款行动胜利结束。兵马回营,职员归建。宋庆祥从上海回到天津,苏丕芝由青岛返回天津,曲介甫调往华东工作,赵有德、吴青于1944年秋也回到太行山八路军前方总部。这是在抗日战争中完成的一件不平凡的工作,这个行动除八路军、新四军领导和几个做具体工作的人员知道外,抗战时期从未向外宣传过。兄弟部队之间互相支援,壮大了抗日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早日实现。 解放战争第二年1947年夏,刘、邓大军南下后,为配合中原作战,中央决定从华东野战军抽调十几万人马到冀鲁豫和豫皖苏地区作战。当时,敌人一边进攻延安,一边攻打山东,战情很紧,华东地区供应紧张。陈毅给晋冀鲁豫中央局发来电报,要求帮助解决华东部队的武器弹药和粮秣供应,日后再还。中央局确定派戎伍胜(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又名戎子和)、晋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人赴华东具体协商解决。开始双方协议,先由边区政府和军区供应所需物资,以后由华东地区归还。不久,战局发展迅速,部队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的需求量急剧增加,军情十分紧迫。陈毅亲自专程来到中央局和军区,找到薄一波和滕代远,陈毅风趣地说:“我这次来,不但要‘赖账’,而且还要求继续增加供应。”滕代远和薄一波说:“那就来个前账一风吹,后账也不稽”吧。华东野战军需要什么,只要我们能供应的,就尽全力保证供给。当即决定再供应一大批物资。三个领导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7周年。这是人类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纪念日,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盛大节日,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日子。 〔责编 唐静〕  【补记】 王兴让,任太行区第四专员公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全国解放后,任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正部级),1997年7月去世。 赵有德,任太行区工商管理局林县德兴货栈经理,1942年被派往天津做地下工作。全国解放后,任北京对外贸易经济学院外贸系行情教研室主任(局级),1992年1月去世。 吴 青,1946年在南京梅园新村任外事组外事秘书,1948年在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工作,先到匈牙利参加妇女代表大会,后到捷克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全国解放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专员、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司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1982年底离休。 曹中枢,过去一直从事财政经济、金融贸易工作。全国解放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监事会监事,2001年10月去世。 曲介甫,曾担任北京商业学院副院长,1972年9月病逝。 林 一,河北武邑人,滕代远夫人。生于1917年,1935年参加革命工作,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先在勃力县委工作,后去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后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机要科长,秘书长,后派往八路军前总情报处任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国军工作部第一室副主任、城工部科长,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全国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干部处处长,劳动工资处处长,北京铁路分局副局长,北京铁路管理局副局长、政治部主任,党委第二书记,北京铁路局顾问。1984年离休休养,2007年8月病逝。 (滕久昕整理) 朱德名诗出太行 ◎吉鲁奎 虎踞龙盘的太行山,历经金戈铁马烽火硝烟的洗礼,留下了一代开国将帅叱咤风云的足迹,也留下了一首首镌刻在中华民族诗碑之上彪炳千秋、让后人无限追思与敬仰的诗词华章。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这首著名的抗战诗作七绝,正是出自“红军之父”朱德总司令之手。其诗昂扬向上,雄浑壮阔,犹如高山一样挺拔,宛如怒涛一样澎湃,激荡着时代的风雷,一派力拔山河秦雄汉风的大气象。 朱总是军人,也是诗人,有着统帅三军的大智大勇,也有诗词创作的才气。朱总在抗战期间创作的诗词有30多首,其中6首创作于太行山上。 那是1940年的春天,朱总指挥八路军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但仍然面临着一个与国民党部队和平谈判的问题。朱总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回延安途中,赴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4月25日,朱总和总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康克清在国民党中央执委、高级参谋王葆贞陪同下,带着延安电影团的徐肖兵、吴本立等从武乡县王家峪驻地出发,经平顺到壶关郭家坨村,就国共双方在太南的“划界”问题进行磋商,并取得了一致意见。 两天后,朱总进驻陵川城北13华里的南坡村。翌日,驻陵的国民党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率一部分文武官员和随从到城北10里的杨寨村,将朱总司令一行迎接入城,热情款待。朱总在陵川县城住了五天,会见了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等国民党上层官员,谈了统一战线共同抗战等事宜,还到崇安寺给国民党举办的五县党政训练班作了抗日救国的讲话。特别对“十二月事变”中我方人员与抗日群众被四十军等国民党军队逮捕一事,同二十七军进行了当面交涉,要求予以释放。并亲临监狱,对在押的人员公开说:“谁是共产党、八路军,马上站出来!”立即有王养民等十余名已经暴露身份的我方人员站出来,被朱总营救出狱,回到了我方。五天之后,朱总率部登程,国民党二十七军的党政官员进行了欢送。朱总离开陵川,经晋城、阳城、济源南下黄河到洛阳。当他路经八路军通向延安的“红色兵战线”阳城析城山顶时,遥望天际之下的黄河水,想起两年零三个月一起日夜战斗的太行人民,此时此地内心的激动难以平息,遂将蕴藉在胸的忧国忧民感怀而发“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5月5日,朱总抵达黄河北岸,伫马回首,这里是太行山的尽头,面对一泻千里滚滚南去的母亲河,抗战的使命、民族的责任与太行军民患难与共千秋大义的情怀涌上了心头。此情此景遂又作下“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当晚,夜宿济源刘坪村时挥毫留下了这首著名的诗篇《出太行》。 随后,5月9日朱总到了洛阳,经与卫立煌谈判达成协议,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太南退军”,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进一步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求同反顽”奠定了和平的局面。 古往今来,大多将帅对于亲身征战的沙场情有独钟,每当离去时,往往赋诗抒怀。朱总的《出太行》壮怀激烈,气壮山河,既有东坡的旷世,又有岳飞的报国,其诗充满着革命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之光,质朴且亲切,炽热而豪放。多年后一生戎马生涯,宽厚仁慈的朱总为在太行山所取得的胜利而感慨:“一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二靠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三靠太行山的人民群众。真舍不得,舍不得离开太行山!” 如今,重读朱总名诗《出太行》,倍感词铿锵、句旷达、字伟岸、境天成。正如毛泽东的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首《出太行》,不仅形象地描述了八路军同仇敌忾,浴血太行的历史,而且真实地再现了老区太行太岳儿女热血铸中华、民族大义雄的历史和气节。 〔责编 焦保红〕  中华将帅赋 ◎段永贤 巍巍昆仑,顶天立地。昭昭日月,光焰无际。雄鹰凌空,骏马飞鬣;百川入海,大江东去。不世之功德者,有口皆碑;众望之所归也,可歌可泣。挽狂澜于既倒兮,再造乾坤;拯华夏于水火兮,重光朝旭。瞻仰共和国英雄豪杰兮,高山景行;传承五千年民族之魂兮,浩然正气。讴歌堂堂中华将帅兮,金声玉振;弘扬铮铮革命精神兮,八方戮力。 东方卓立黄皮肤,打从盘古开天地:黄河奔腾,浪花洗礼文明古国;汉字方正,棱角廓清万里疆域。望北国江南兮,敢夸地大物博;数风流人物兮,岂止三皇五帝。天苍苍兮,野茫茫;山青青兮,水碧碧。河图洛书,太极周易;二十五史,秦篆汉隶;丝绸之路,和田之玉;唐风宋韵,本草方剂;辛亥革命,三民主义;军阀混战,称王道帝。国力衰微,民生凋敝;暗无天日,遍地冤狱。谁主沉浮,问苍茫大地?有共产党人,经纶匡济。南湖雄风,决洪流兮波撼禹甸;镰刀铁锤,挥红霞兮普天炳煜。 百年列强逞凶,呜呼丧权辱国;三座大山压头,何时扬眉吐气?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举起枪刀兮开天地。孙文、黄兴、蔡锷……无数革命先驱赴汤蹈火;丙午、丁未、戊申 ……千万起义队伍前仆后继。民主革命理想唤起工农大众,“百将之夜”爆发八·一南昌起义。将士舍身纾国难,洪都烛天燃火炬。共产党领导武装力量,卷起燎原烈火;革命家历经枪林弹雨,造就深谋远虑。孙中山先生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毛泽东同志号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扶大厦于将倾兮,舍我其谁?率三军之勇士兮,光复社稷。二十八载重整河山,历史见证大浪淘沙;血肉筑起万里长城,人和远胜天时地利。 君不见:朱、彭、林、刘、贺,会当降龙伏虎;陈、罗、徐、聂、叶,试看翻天覆地。粟、徐、黄、陈、谭,亚赛二十八宿;肖、张、罗、王、许,巧运三十六计。上将智勇、中将骁勇、少将英勇,凝作剑气、屹作骨气、化作锐气。碧血拼敌顽,铁肩担道义。万里长征,抖擞英雄本色;七·七事变,吹响抗日觱篥。南京大屠杀,史上惨绝人寰;国土遭沦丧,忍见妇孺号泣。中国不要战争,人民决绝奴役。华夏岂无脊梁?鲜血不啻砥砺。抗日声彻千山万壑,河岳高矗铜墙铁壁。我们在太行山上,不让出一寸土地!红旗在八路军阵前挥舞,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张自忠、郝梦龄、佟麟阁……大丈夫拯民于水火不辞慷慨殉国;赵登禹、武士敏、戴安澜……好男儿御敌之侵略从容就义。“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人民战争乃汪洋大海,历史车轮绝不可抗拒。解放全中国,迎来民主自由;跨过鸭绿江,力挺和平正义。 搏湍流,跨绝壁;走雪山,过草地;举义帜,奋铁臂。将军原本老百姓,血火感同身受;中华民族不可辱,岂容恶魔奴役。兵民是胜利之本,将帅为三军之魂;武装乃革命之火,镰锤曰解放之翼。峥嵘岁月兮孕雄杰,神州风雷兮凝圣地。苏维埃红都焜耀瑞金,新中国航船启碇遵义;铁索桥上,冒着敌人炮火奋勇前进;南泥湾里,披着胜利曙光开荒种地。宝塔山下,延水浪浪报捷音;平型关前,炮火隆隆泻怒弋;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救亡图存;百团大战,敌我交锋惊天撼地。淞沪抗战壮军魂,台庄大捷鼓民气。百万雄师过大江,扫尽魔焰魅影;抗美援朝保和平,打败帝国主义。 屠刀铁蹄一朝灰飞烟灭,青山绿水蘧然云开雾霁。四亿五千万炎黄子孙,站起来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春回大地。没有运筹帷幄之领袖、元帅、文武将军,哪来威武雄壮之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平安致千秋万代,有赖劲弩良将;江山使固若金汤,凭借综合国力。三军将士皆为和平大业之功臣,万里神州终成自由民主之福地。 红星闪耀兮光北斗,戎装倜傥兮荟紫气。列阵旌旗兮舞磅礴,班师笳鼓兮竞赑屃 。将帅沥血兮铸军魂,军魂之歌兮动天地。军魂是金,军魂是玉;军魂是仁,军魂是义;军魂是曲,军魂是律;军魂是鲲鹏,军魂是骐骥;军魂是火烈,军魂是壁立;军魂是紫气高北斗,军魂是中华新史记;军魂是人权加尊严,军魂是祖国与土地;军魂是埋葬旧世界,军魂是开辟新天地。军魂是云中一座镇魔塔,军魂是人间一股英雄气。 赞曰:中华将帅,国之大器;安邦济世,经天纬地;横刀立马,威震鬼蜮;出将入相,堪为良弼;嫉恶如仇,雄似霹雳;报国为民,肝胆牵系;血洒疆场,志壮胸臆;处变不惊,临危不惧;斩将搴旗,迭出妙计;出生入死,不减豪气;艰难困苦,愈显犀利;丰功伟绩,百千万亿;光照四海,巍然屹立;授衔记功,天经地义;大哉长城,民族记忆。听——风仍在吼马在叫;看——河犹咆哮浪犹盻 。熔炉烈焰淬吴钩,叱咤风云蔚世纪。 千头万绪,无如发展道理硬;古往今来,落后必然罹武力。当务之急,唯致力励精图治之和平崛起;环顾世界,因大有咄咄逼人之霸权主义。光荣与梦想兮,感天动地;山重且水复兮,毋需犹豫。居安思危兮,寅忧夕惕;有备无患兮,同舟共济;东西南北,切切放弃仁慈幻想;党政军民,万万不可麻痹大意。将帅垂青史,砥砺中国特色之科学发展;军魂在怀抱,为着民族振兴之廿一世纪。 〔责编 保红〕   丙午、丁未、戊申——自1906年起,同盟会联合地方会党,先后发动推翻清政府的 “丙午萍浏之役”、“丁未黄冈之役” 、“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 、“丁未防城之役” 、“丁未镇南关之役”、 “戊申马笃山之役” 、“戊申河口之役”等起义。  赑屃——【bìxì】壮猛有力貌。  盻【xì】——仇视;怒视。 挺进队刺杀刘伯承阴谋的破产 ◎谢武申 1942年夏季,日军向我太行根据地大扫荡,我129师师长刘伯承,机智地避开了日军特别挺进杀入队(以下简称挺进队)刺杀他的一次行动,时间只差3小时。 C号作战计划 “共军第十八集团军军部暨129师仍盘踞于晋冀豫边区的山西、河南、河北省境附近的山岳地带(太行军区)及沁河中游河畔地带(太岳军区),屡次巧妙避开日军讨伐芒锋,企图扩大其势力。”“预定5月15日作战开始。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8天)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第二期(20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天)消灭涉县南方地区之共军。” ——这就是1942年夏季日军的“C号作战计划”的主要内容。 日军为实施其消灭“共军十八集团军军部及129师”的“C号作战计划”,特别“在战术上加以革新”。所谓“革新”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日军华北方面根据第一军的要求,从36师团的两个步兵联队抽组两支“挺进队”:“步兵第223联队以益子重雄中尉为队长,步兵第224联队以大川桃吉中尉为队长,〔各〕由特别选拔的、改穿便衣的士兵100名组成。” 为配合“挺进队”的行动,日军第36师团还编组了“特务工作队”,“以宪兵[的]下级军官为队长”,由20名左右的中国人编成“全员武装”。 上述部队应“身穿夏服,携带雨衣。便衣中队的便衣到潞安〔即上党道特务机关所在地〕领取。” C号作战计划规定,“挺进队接受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捕捉敌首脑(朱德、彭德怀、金永德[朝鲜义勇军负责人]、左权及刘伯承等),如不得手时,也应搅乱敌指挥中枢,报告敌主力退却方向以及敌人隐藏军需品之前发现其所在。” 这两支挺进队的具体分工是:益子重雄挺进队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彭德怀、左权等;大川桃吉挺进队破坏129师师部,刺杀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好凶狠毒辣的一手! 谍影在窜动 5月14日,129师师部电台收到八路军总部的一个通告: “敌扫荡胶东时,曾冒充我军,每到一地即用我军代号发出通知通令,贴布告,以‘收容’我失散人员及部队。并派大批汉奸化装〔我〕政府及我地方工作人员,背着行李,‘接见’我军,刺探军情。彼等以白毛巾、镜子、黑色旗为记号。” 这个通告,是师部在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扫荡、按“C号作战计划”行动的前一天收到的,这样,我对敌人玩弄的新花样,已略知一二。 5月21日,陈赓旅长给刘伯承师长发来一封急电。急电的第二项内容是: “〔日军〕行动秘密突然,常以一独立支队(不下千人)完全夜间行动,作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化装成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 原来,129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同志于1942年3月初出发,到太岳根据地检查和布置工作。他和陈赓、王新亭、聂真等太岳负责同志一起,胜利地粉碎了日军“C号作战”的第一期扫荡,敌人“消灭沁河河畔之共军”的目的落空。陈赓同志为保证129师师部和八路军总部的安全,非常及时地总结了太岳军民反扫荡的经验,电告刘伯承。 刘伯承读过陈赓的电报之后说:“敌人常常派出伪装的独立支队,而且是夜间秘密行动,这就说明敌人已经查明了我军各统帅机关、后勤机关的所在地。这要通报各部队、各分区严重注意,机关都要马上转移。咱们这个师部摊摊大,往往是‘招摇过市’,敌人的特务不可能找不到我们。” 穿皮鞋的“八路军” 益子挺进队和大川挺进队在潞安特务机关那里领取了必要的装备,包括八路军总部及129师指挥机关的位置详图,彭德怀、刘伯承等将领的照片和简历折子。在主力部队出动之前,于5月20日从潞安出发,分别朝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进发。 化装成八路军,穿灰色军装,脚仍踏皮鞋。大川挺进队出发时,把取“刘伯承之首”作为他们这次行动的主要目的。他们带有电台和信鸽,一旦摸到我指挥机关驻地,即可同后续部队联络,集中大股部队围剿。他们潜入太行根据地后,夜行晓宿,不走大路,绕过村庄,有时不惜攀登岩石、绝壁。 在浊漳河岸的王曲,他们被我3个民兵发现,但因他们穿着八路军服装,民兵就放他们过去了。渡过漳河,大约到了小曲附近,将近天明时,又被民兵发现了。向他们询问部队番号,回答是“新编第6旅”。不久,就来了数十名民兵,审视他们不像八路军,便说:你们是失去指挥的人员,快把枪交给我们!大川一看露出了马脚,即令队员开枪射击逃脱。民兵们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太行第五军分区首长,该分区立即电告了129师师部。 大川挺进队在途经宋家庄时,同我军遭遇。当时已入黄昏,我军正在开饭,听他们回答是“新编6旅”竟将他们轻易放行了。其实,我军并无“新编6旅”番号,且当时部队战士并无皮鞋可穿,由于麻痹大意竟让大川挺进队从眼皮底下混了过去。 大川挺进队——这支穿皮鞋的“八路军”,直向129师师部逼去。 总部被包围 再说益子挺进队,该队的捕捉目标是八路军总部,而总部5月25日竟遭到日军包围。李达同志的回忆录《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是这样叙述总部被包围的: “24日夜,由于总部机关庞大,后勤部队携带物资过多,行动迟缓,又未按原计划分路进行,结果一夜只走了20多里路,以致造成集总司、政、后、北方局机关和特务团的10000多人、上千匹牲口,都挤在十字岭一线的不利情况。25日拂晓,敌主力10000多人从四面压缩,以南艾铺为目标,进行‘铁壁合围’。彭副总司令同左副参谋长、罗主任等领导同志商定:总部直属队和北方局,向北突围到太行2分区;野政到太行6分区。决定之后,彭副总司令纵身上马,挥手高呼:‘马上按指定方向突围!’率先向北山口冲去。左权同志负责指挥后勤人员突围。到了下午4时左右,大部分冲出了包围圈。左权同志还站在一个高岗上沉着地指挥疏散。突然,一发迫击炮弹呼啸而来。左权同志一边高呼‘卧倒!’一边冲到高岗下,将两位惊慌的女同志按倒。炮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那两位女同志得以幸免。可是左权同志头部却被炮弹片击中,不幸牺牲。” 我八路军总部被奔袭,左权同志壮烈牺牲,就是由于益子挺进队侦知其确实驻地后,通知主力部队深夜出动合围所致。 只差3小时 前面提到,刘伯承读过陈赓发来的急电后,要求“机关都要马上转移”。当即决定将师部由会里村转移到固新。他们于5月21日夜出发,22日晨6时到达预定地点固新。 5月23日,师部刚刚在固新落脚,李达参谋长收到了太行5分区的电报: “小曲发现穿皮鞋、灰衣服的敌探100余,有向王堡、会里前进模样。” 这份电报与师部侦查员的报告十分吻合:师部从会里转移之后3小时,有一股伪装成“新编6旅”的日军独立支队就到了会里。他们抓到老百姓,就问刘伯承哪里去了。接着又追寻师部。 只差3小时,这真是太危险了! 李达同志把电报呈给刘伯承阅过后,建议师部再来一次转移。刘伯承同意后,于5月24日,率领师部转移到固新以南35华里的合漳(位于清漳河、浊漳河的汇合处)。扎营后,李达参谋长于5月23日上午电令“各分区、各旅[今]后凡关〔系〕军事机密(尤其我军行动与驻地)概不允在电话中明述”,以免被日军特务窃听。这是确保129师部队各指挥机关绝对安全的重要措施。因为大川挺进队此时正急于寻找129师师部。而且24日晚和25日正是益子挺进队偷袭八路军总部的时间。 当年9月的天津伪《东亚新报》上,刊登了大川挺进队参加太行5月扫荡经过的文章,也说道:“翌日,太阳下山时,进入宋家庄,八路军正在做饭吃。我们在深入这样的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6旅的队伍而逃脱。队员们都是以刘伯承之首级为目的。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被奇袭王堡之时,人家刚刚出发扑了个空而打消了。在那天又去索堡,进入东面的大山中追赶刘伯承。” 然而,大川挺进队到底还是没有找到刘伯承。 反谍成功的奥妙 刘伯承之所以能够避开日军挺进队刺杀他的行动,并非出于偶然。 还是在日军“C号作战”前的1942年一月初,我军新4旅和新8旅遭到日军偷袭后,刘伯承曾在《129师阵中日记》1月6日一页的上方,用毛笔眉批道:“在战术上要回答这个问题!” 1月27日。刘伯承指示冀南军区说: “望速令七旅及其他〔军〕分区部队,抓住新4旅、一〔军〕分区、新8旅不断的血的教训,要坚决执行我们21日上午电的指示,勿蹈覆辙。他们的教训是:集结在一堆,缩停在基本区,不愿分遣作广泛的游击战,强化地方游击,致受损失。应引以为戒。” 为避免我部队被日军偷袭,保证反扫荡作战的胜利,刘伯承一方面指示129师参谋长李达同志加强我军的情报侦察除奸防谍工作,使敌人的耳目失灵;一方面详细地研究日军偷袭的行动规律,搜索在战术上如何避开敌人的偷袭。在夏季反扫荡前,他已经制定出我军游击队的行动规则: 一、久住一地,必遭偷袭;久走一路,必遭伏击。意即我游击队必须经常变换宿营地点和行动路线。 二、当敌人合击我时,我小部队则以一至三人为单位,营、连则以连、排为单位,分散从各方转出合围圈、并作曲折运动。 三、在敌人集结包围我时,我则分散而消耗之;在敌人分散清剿时,我则集结而痛击之。 四、为避免我军在宿营时遭敌偷袭,各小部队一般应在黄昏前造饭,于黄昏之际,按照事先侦察好的路线,以敌人的结合部转出包围圈。即敌人在黄昏后作向心运动实施包围时,我军已散成小部队作离心运动。这样,即可让敌人于拂晓偷袭我指挥机关宿营地时扑空;即使同敌人在途中遭遇,我在运动中也便于应战,在黄昏后也便于隐藏。 刘伯承就是采用“居无定处,行无定向”的战术,灵活机动避开了谍影的跟踪。 后来,在129师取得反扫荡胜利、清理缴获的日军文件时,发现其中有一个袖珍折子,上有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同志的照片,照片下都注有姓名和简历。在邓小平照片下面还加上了“在太岳”几个字,折子上的照片和姓名绝大部分都是准确的,只是错把照片上的卢仁灿同志当成了罗瑞卿同志。这个折子,既是“C号作战”的罪证,同时也宣告了刺杀刘伯承阴谋的破产。 〔责编 唐静〕  将星陨落马头山 ——回眸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八军军长武士敏 ◎ 焦保红 潘保安 壮怀激烈 1941年从夏到秋,位于太岳腹地的沁水县东、西峪村一带,笼罩着浓烈的肃杀之气。这里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八军驻地。军长乃抗日名将武士敏。 武士敏字勉之,河北省怀安县柴沟堡人。 高高的马头山忧郁地注视着这支兵员锐减其实已不成完全建制的部队,把它沉重的头颅垂下,发出沉重的叹息。它晓得,这支委员长不太喜欢的部队再也经不起任何一场恶仗了!抗战以来,这位武军长总是和委员长有时闹一点别扭,和共党、八路走得比较近乎。这使委员长非常恼火!于是,兵员、粮饷、装备一概不管,任其自生自灭,把个孩子扔去喂狼。 如斯情形,九十八军陷于凶险之境。 而一场灭顶之战不期而至。 本年5月7日,日军集结十万重兵,发起中条山会战。第三十三师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第九十八军防地连续猛攻。武士敏指挥部队顽强抵抗七昼夜,使敌付出惨重代价却不能前进一步。当时,中条山国民党守军有26个师约25万人,除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等少数师旅外,其他部队的防线,竟在一天之内被日军突破,致九十八军陷入日军三个师团的夹击之中,被迫于14日放弃阵地,向北突围进入沁水县东部,与八路军陈赓部一道,继续与日军周旋于太岳山区。此后,日军情报机关获知武部连年苦战,兵员损失很大,遂派人劝降,均遭拒绝。9日,日军重兵进攻太岳区八路军,同时继续对九十八军进行“谋略活动”,企图使之投降或“中立”。但武士敏以民族大义为重,率部死缠烂打,配合八路军东杀西伐,挫敌无数。日军恼羞成怒,转兵围攻九十八军,决心一举歼灭。危急关头,陈赓轻骑前往九十八军防地,劝武避敌锋锐,跳出包围圈,并答应派兵接应。武士敏感谢八路军在生死关头肝胆相照,但考虑自己的部队不惯游击战,因此仍率部正面迎敌。这时,日军派人再次招降,武勃然大怒:“我是一个军人,应当死在战场上!”遂将来人扣押,率部与日军展开决战。27日,日军第三十六、第四十一两师团以数倍兵力包围九十八军。武亲率将士,与敌殊死血战。为争夺东、西峪四周高地,将士们反复拼斗冲杀,阵地几易其手,伤亡极为惨重。29日,有利地形均陷敌手,武率余部向东突围,占领该区主峰马头山,继续抵抗。从午至晚,武士敏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四十九岁。 一代名将陨落。 九十八军全军覆没。 顿时,太岳垂泪,沁河泣血。 浩气长存 消息传来,大地同悲。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召开追悼大会,发布通令: 本报太行讯:某某某军军长武士敏将军,于上月二十九日,在长子前线壮烈殉国,噩耗传来,全区军民同予悼念。边区政府以武将军生前团结抗战功在祖国,此次英勇殉国,极应表扬追悼,以励国人。兹经边区政府委员二次谈话会决定:通令所属各级政府,广泛宣传,发扬武将军坚持团结抗战之精神。并函请边区临参会共同商讨,于日内会同各界举行全区追悼大会,唁问武将军家属。同时筹建纪念塔,并拟武将军殉难地东、西峪、端氏一带,改为士敏县籍资纪念,以垂不朽。 八路军高级将领朱德等纷纷致电追悼,左权将军致挽联: 尽忠于民族国家,努力求团结进步,磊落奇才一世,如君有几? 坚持在敌后抗战,英勇至杀身成仁,感悟将略数年,知己情深。 《新华日报》华北版分别发表消息和社论,指出武士敏将军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始终与八路军精诚团结,并肩作战,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而壮烈殉国的抗日英雄。 生平与经历 武士敏一八九二年出生于一个小商人的家庭。自幼喜好习武,常以杀敌报国自勉,他立志读书深造,投笔从戎,救国救民。一九○八年,武士敏考入宣化官立中学堂,在中学里,他参加了反对沙俄策划外蒙独立的“征蒙先锋队”。后又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期间,他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同盟会,不久就放弃学业,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洪流。 武士敏青年时代,是个有思想、有见识、有胆略、立志献身民主革命的热血青年。一九一五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引起全国革命力量的反对,武士敏积极参加反袁活动,仗义疏财,四处奔走,营救被捕的反袁人士郭宗道,并同其一起投身声势浩大的讨袁护国运动。 一九一七年,武士敏到陕西参加了反对北洋走狗陈树藩的靖国军,结识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胡景翼及杨虎城将军,并接受他们的委托,到广东革命根据地谒见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见他年轻有为,聪慧好学,大加赞赏,并赠银元助他出国深造,学习军事。 一九二四年,国民军发动“首都政变”,武士敏毅然推迟留学,参加国民军起义工作。他受命联络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部,到处奔走接洽。起义成功后,胡景翼请他出任河南省政府警察厅长,被婉言谢绝。武士敏不为名利所动,不顾北洋直系军阀的侦缉追捕,耗尽家资,奔走于绥远、察哈尔一带,组织各地的流散革命部队,在保定成立了国民军第三军骑兵第一中队。从此,他置身戎马生涯,转战直、鲁、豫,与北洋军阀多次激战,功劳卓著。 一九二五年国民军分攻直、鲁,武士敏出兵沧州,截断津浦路,有力地配合国民军攻取天津,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和献身精神。 一九二六年,国民军受挫,武士敏响应冯玉祥将军的号召,同共产党人南汉宸、刘仲华等人一同赴苏联学习考察。 一九二七年,武士敏从苏联回国后,就任杨虎城属下第一师第二旅旅长。 一九三〇年任第七十一师第二一一旅旅长。后改任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四旅旅长兼潼关警备司令。 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武士敏深受杨虎城将军的影响,思想倾向进步,抵制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共产党的罪恶行径和排挤杂牌军、消灭异己的做法。 九一八事变以后,武士敏任陕军第一六九师师长,他积极帮助张、杨救国义举,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了许多工作,对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抗战爆发,武士敏立即请缨北上,率一六九师出陕西,渡黄河,开赴山西、河北抗日前线。当时,正值山西东线战局吃紧,武士敏立即率部奔向石家庄和娘子关前线。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八日,与日军西进主力在娘子关附近展开激战,武将军指挥全师浴血奋战,与来增援的第十八集团军第一二九师并肩战斗,先后在正太路沿线坦村、黄崖底、广阳坡等地,打了多次伏击战,重创日军,俘获甚多,然后安全突围转进。 武士敏治军严明,严格训练部队,能与士兵同甘共苦、共患难,每战必身先士卒,颇得士兵的爱戴。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八日,太原陷落,国民党中央军和晋绥军沿同蒲路、平汉路大举南撤。武士敏坚决反对恐日思想,率部与八路军、决死队、国民党骑四师王奇峰部、四川军队李家钰部坚持山西抗战,与敌人周旋于太行、太岳山区,多次与日军激战,屡挫敌锋,立下了赫赫战功。 一九三八年四月,日军主力部队三万余人九路围攻我太行根据地。武士敏坚决听从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司令与彭德怀副司令的指挥,率领一六九师与八路军密切协作,共御外侮,坚守子洪口要塞,同进犯的日军第一○九师团血战数昼夜,杀得日军尸横遍野。 一九三九年六月,日军再次集结第一○九师团和独立第九旅团主力,从平遥县豹凸山侧面,袭击武部第一六九师,形势异常险恶。第一六九师面临三面环攻,武士敏临危不乱,集中全师火力于七月四日秘密转移到沁源县天神山。第二天凌晨,凶恶的日军刚抵天神山脚下,武将军一声令下,全师大炮、机枪猛烈开火,把日军压制在马家峪沟湾,打得敌人狼狈不堪。尔后,日军架炮组织反击,但武军占据有利地形,打退了日军的一次次进攻,迫使日军后撤。天神山大捷后,武将军以战功晋升第九十八军军长,率部继续转战在中条山区。 与共产党精诚合作 1933年春,日寇入侵热河。武随师长冯钦哉率部出关抗日,5月与日军大战于长城内外,《何梅协定》签字后又回防陕西大荔。这期间,武一直反对南京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时有公开的反蒋言论,并积极襄助张、杨二将军联共逼蒋抗日的爱国义举。当时,中共在西安设有几个秘密交通站,武负责与其中一个联络,为红军输送枪支弹药。1936年冬,武请准入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西安事变发生时,曾被南京方面作为杨虎城的人质扣押。返陕后,积极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团结抗日而努力。1937年2月,冯钦哉完全脱离杨虎城系统,被国民政府编为第二十七路军,下辖第四十二、第一六九两个师,武升任为第一六九师师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武率全师开赴华北前线。太原失守后,山西守军争相南逃,武部开入祁县,继续坚持抗战。后与八路军精诚合作,于1938年4月和1939年7月,先后粉碎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和三面合击,以战功升任第九十八军军长授中将,隶属第二战区卫立煌总司令的第十四集团军,移防中条山。时值日军进攻晋南,已突破守军第二道防线。武闻报即率部兼程赶赴战场,全力投入反击,鏖战三昼夜,日军伤亡过半,不支溃退,中条山战局转危为安。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密令其部队消灭山西新军,还派人拉拢武士敏夹击,被武将军义正辞严拒绝,表示坚决与八路军合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共同抗日,不把日寇赶出中国绝不罢休。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国民党内投降妥协空气转浓,朱怀冰等部撤离了艰苦的山西战区,而武士敏坚守阵地,在官兵中宣称“抗日高于一切,坚持抗战到底”!一九四○年二月,朱德、彭德怀正副司令在沁县召开国共两党东路军将领会议,共商团结抗日大计。武士敏出席会议并在会后说:“我当了几十年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小东岭会上听了彭副指挥的教诲后才认识的。从此,我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 历史不会忘记 时间过去半个世纪,人民依然不忘武士敏的丰功伟绩。 一九七五年,寻找武士敏墓葬和遗骸的工作展开。在长治市委主持下,历经数月,费尽周折,终于在蛋糕厂附近将武士敏骸骨完整起出。 一九八四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决定为武士敏建陵竖碑。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武士敏遗骨安葬仪式在长治市太行太岳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来自中央、山西省、长治市有关部门领导和上党老区各界人士六百余人,以及武士敏将军的子女、亲属在肃穆高大陵寝前,共悼先烈,山西省省长王森浩致悼词。是晚,沁水县剧团献演八场现代戏《武士敏》,武氏子属泣不成声。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曾与武士敏一起战斗过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追怀武士敏将军。文中写道:“在几十年的斗争中,他始终不避艰难,模范地实践了国共两党的团结与合作,分享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赢得的北伐战争胜利的喜悦,经受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严酷考验,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实践他‘为国报效’宏图大愿的一生。武士敏将军是我们党的忠实朋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他那勇往直前的革命意志,顾全大局的崇高品德,捍卫民族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的。”       〔责编 正清〕 黄克诚大将在高平 ◎吴中贵 袁黎明 抗日战争时的1938年初至1940年4月,时任八路军344旅政治委员的黄克诚率344旅指战员奉命几进高平,为高平的抗日根据地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建国后的1966年初春,时任山西省政府副省长的黄克诚又来到高平进行抗旱斗争。他前后两次在高平的点滴活动,永远铭记在高平人民心中。 粉碎日军围攻 1938年3月,以徐海东任旅长、黄克诚任政委的八路军115师344旅奉命南下晋东南,进入太行山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129师作战。4月间,日军纠集三万余人,分九路大举进攻晋东南地区。晋东南地区烽火连天,如何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则成为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徐、黄率部配合兄弟部队在内线开展游击战,拦截打击日军,并发动群众实行坚壁清野,使日军逐步陷入处处扑空、饥饿疲惫和被动挨打的境地。4月22日,344旅687团、决死一纵队、游击二团及陆军第17师97团连续打退日军数次进攻,收复高平县城。4月27日,344旅687团、688团、决死一纵队、游击二团及陆军第17师97团又在高平与长治交界处的丹朱岭11306高地侧击由长治沿白晋路南犯日军108师团千余人,战斗打得激烈,毙伤敌600余人,炸毁军车、马车200余辆,缴获大量武器、弹药、被服和器材等。反“九路围攻”作战,从四月初一直打到月底,经过23天的反击,日军实施九路围攻晋东南的计划被彻底粉碎。此次作战结束之后,344旅奉命率687、688团进至长治和高平一带休整。5月9日,344旅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参谋长韩振纪、政治部主任崔天民率部驻防高平,旅部驻城北村(今凤和村)公家院。344旅驻防高平期间,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发展地方武装,成为高平人民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坚强后盾。 1939年7月上旬,为粉碎日军第二次九路围攻晋东南,黄克诚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344旅再次挺进高平,旅部先是驻段庄村,后移驻北庄村。8月15日,日军109师团由晋城北犯,行至高平玉井村附近,遭到344旅687团伏击,日军伤亡50余人。当天夜间,日军露宿县城城墙脚下和街道上,又遭八路军687团四连战士的突然袭击。16日,日军取道三甲、口则、八义向长治逃窜,其先头部队80余人,在三甲附近又遭到687团某部伏击,敌人伤亡过半,残敌狼狈退回高平县城。17日早八时,日军步兵、骑兵、炮兵600余人联合出动,经东大路向长治逃窜,其先头部队300余人,在南李、北李村间河道附近遭到687团三营伏击,日军四处逃散,687团战士与日军展开交手战,仅用15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此役毙伤日军200余人,缴获机枪3挺,步枪20余支、文件1箱,其余残敌撤回城内。在此次战斗中,687团一营营长负伤,胡兰成、马进发、刘秀齐等四名战士光荣牺牲。21日,日军聚集力量,胆战心惊地向长治撤退,在三甲、八义一带连遭344旅某部打击,日军弃高北逃,高平县城再次收复。30日,687团一营在赤祥附近伏击日军20师团部僚属与军需部队,毙伤日军60余人、战马30余匹,缴获机密文件一箱。《新华日报》载文称以上战斗是“巩固太南抗日根据地的模范战斗”。 旅长人选风波 1938年7月,344旅在高平驻防期间,徐海东、黄克诚接到报告,高平以南一百里的晋城,日军开来了百余辆汽车,并抓民夫抢修开往高平的公路,好像向北进犯。徐海东、黄克诚分析研究后,立即率部进抵阳城以北的町店地区设伏,当日军进入344旅眼皮底下的时候,344旅猛打猛冲,冲向敌阵拼起了刺刀。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消灭了不少,但很快敌人回过味来,稳住了阵势,开始组织顽强抵抗,死不缴械。后待日军援兵赶到时,便向344旅展开反扑,344旅转而三面受敌。徐海东、黄克诚急忙下令部队撤出战斗。町店一仗,歼敌五百多人,击毁敌人军车二十多辆,但是八路军伤亡也有二三百人。344旅在有利的战机下,由于未以炮火予敌以重大杀伤再发起冲锋,没有打好这一仗。黄克诚心情沉重,朱德总司令对旅长徐海东进行了严厉批评。此时,徐海东体质很差,重病在身,有时吐血不止,黄克诚等旅团干部多次劝他回延安养病,最后,在中央关心下,离开部队去延安养病和学习。 徐海东离职,旅长这个位置空缺。谁知在当旅长的问题上,344旅发生了一场不愉快的争执,黄克诚蒙受了不少误会。 徐海东一走,就发生了由谁来代理旅长职务的问题。黄克诚倾向于由687团团长田守尧接任,朱德总司令也同意这种看法。于是,朱德便找来田守尧谈话,明确告诉让其代理344旅旅长并兼任687团团长。很快,全旅上下都知道了这件事。但当朱德将电报打往总部和延安请示时,没有想到,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副总司令都不同意由田守尧出任344旅旅长。认为应该从中央红军方面派一个人去,设法消除344旅山头主义的倾向。可是已经正式跟田守尧谈过话了,朱德再次致电中央提出由田任旅长的意见。毛泽东认为此事重大,就专门回了一份电报,陈述了另派人选的原因。朱德明白了中央此举的意义,不便再坚持己见。于是,把黄克诚找来,向他说明了中央另派人来担任344旅旅长的情况。黄克诚一听,有些急了,就向朱德建议,还是再发一份电报由田代理旅长。但朱德这时已是服从中央了。很快,总部决定将343旅旅长杨得志调任344旅旅长。田守尧为此有些不高兴,情绪起了波动,真的闹起了情绪。黄克诚召集党委会,朱德也亲自参加。黄克诚带头发言,对田守尧进行批评。这次党委会,给黄克诚带来了不小的误会。在344旅中有些人就认为上级之所以没有批准田守尧代理旅长,可能是黄克诚从中作梗。黄克诚有苦难言,但是又不能作解释,于是他一直把自己的想法闷在心里。从此以后,田守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黄克诚一直心存芥蒂。后来,部队挺进苏北,经过两人长期相处,田守尧才发现黄克诚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因而两人心释前嫌,成为亲密的战友。 黄彭将帅情怀 八路军115师344旅在太行山区配合129师对日作战,取得了辉煌战果。正当我抗日军民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奋勇杀敌,力量日益发展壮大之时,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开始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活动, 接连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爆发了晋东南“十二月事变”。这时,正在高平一带活动的黄克诚得知彭德怀从洛阳来到晋东南抗日前线,十分高兴,急忙打电报询问是否派部队接他。彭回电说,不用派部队专门迎接,他只带了少数几个警卫和电台,走山路,进入太南区。黄克诚闻讯,立即赶往沁水东柿庄的沙门口,在半路上将彭德怀连夜接回到高平344旅旅部。黄克诚向彭德怀汇报了国民党军队向344旅及抗日根据地进攻,使高平各级党组织活动处于艰难境地的情况,并在344旅旅部驻地陈区石村大张标语、做好饭菜,欢迎慰问、热情接待了遭到阎军独八旅袭击,刚从沁水突围而来的第五专署专员戎伍胜和决死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及全体机关干部。就是在1939年12月29日这一天,344旅和五专署在高平石村东阁外召开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344旅连以上干部,五专署、决死三纵队、长治牺盟中心区从沁水撤退过来的干部,中共高平县委和县政府主要干部及部分区干部参加了大会。会上,戎伍胜、董天知介绍了从沁水撤退和在高平杜寨尹家沟突围经过。彭德怀副总司令在会上讲了话。他指出,此次发生的反进步事件,是抗战以来发生的不幸事件。对敌人的反革命阴谋手段估计不够,只强调我们不打第一枪,没有在敌人打第一枪前作好还击第二枪的准备,给革命带来了损失。随即与黄克诚一起研究部署反“摩擦斗争”,指示部队及地方武装要严阵以待,准备还击阎锡山的进攻。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狠狠打击了阎军独八旅反动气焰。接着于1940年2月,由344旅所部掩护,高平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千余人离开高平,转移到了平顺县境内。同年4月中旬,按照朱德总司令在晋城与卫立煌谈判达成的重新划定抗日驻军防区的新规定,黄克诚率344旅主动撤离高平,退出太南地区,开赴冀鲁豫。 1965年,由于在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定为“彭(彭德怀)黄(黄克诚)张(张闻天)周(周小舟)”反党集团,受到不公正批判,黄克诚被分配到山西省担任副省长。与此同时,彭德怀被派到成都西南大三线建设委员会担任第三副总指挥。当1966年春节过后,黄克诚再次来到高平进行抗旱斗争,重访太行、太岳根据地时,他不由的又想起26年前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彭德怀从洛阳冒险回前方,路过高平县344旅驻地的情景。这天夜里,两人兴奋异常,彻夜畅谈。就在这个夜晚,彭德怀下定了调集兵力发动反磨擦战役的决心。后来,经过反击,八路军终于打破了抗日敌后根据地遭敌顽双方夹击的困境。黄克诚触景生情,想起忠诚革命、威震敌胆而横遭冤屈的彭德怀,不禁黯然伤感。他遥望西南大三线,浮想联翩,连夜填成了《江城子》一阕: 忆彭德怀(调寄江城子) 久共患难自难忘, 不思量,又思量; 山水隔阻,无从话短长。 两地关怀当一样, 太行顶,峨嵋冈。 犹得相逢在梦乡, 宛当年,上战场; 军号频吹,声震山河壮。 富国强兵愿必偿, 且共勉,莫忧伤。 这充分表达了逆境中的黄克诚对同样在逆境中的老领导彭德怀的无限怀念。 不要可能,是几就是几 1965年9月,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后,中央让他到山西担任分管农业的副省长。1966年春节过后,山西许多地方发生了大面积旱灾。黄克诚来到阔别20多年的太行山区晋东南进行抗旱。从2月到5月底,他就在高平县安营扎寨,同时还跑了沁水、阳城、晋城、平顺、长治、壶关等县。不管是走到哪个地方,他都是不顾年老体弱,翻山越岭,一竿子扎到基层社队调查研究。汽车不通,就骑毛驴,或者干脆挽起裤腿走路,亲临一线领导和指挥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旱斗争。刚到高平等地后,他便以《太行山抗旱》为题,填了一阕《水调歌头》: 英雄太行山,矗立晋东南。 今日重履胜地,往事仍新鲜。 厩享弹痕累累,张店血花飞溅,英勇战町店。 敌寇今何在,人民换新天。 旱魃鬼,代日寇,逞凶焰。 肆虐遍北国,中心在太原。 男女青壮老幼,抗旱备荒备战,一齐总动员。 不管多凶恶,都要彻底歼。 接着,他又以《打井》为题填了一阕《水调歌头》: 天公惯作恶,连续闹干旱。 泉涸库竭流断,问君怎么办? 夫妻兄弟姊妹,奋向地球开战,逼它献水源。 立下愚公志,人力必胜天。 在沟底,在山上,在平川。 君不见人潮似海,干劲冲天。 不管石坚土硬,不顾地冻天寒,直把地球穿。 频报潺潺响,远近尽开颜。 这次在高平县,黄克诚为了尽快掌握全县的抗旱情况,他不辞劳苦,走遍了丹河两岸的23个公社400多个村庄。一天他随公社干部到永录山上找水源,车到山腰被荆条圪针拦住。随行的干部说算了去吧,但黄克诚则坚持要上去看看。到石末公社下乡时,车停在公社就步行爬山。当看了几个地方已到中午时,大家说还有一处路程较远就不要去了,但黄克诚硬是要去。还有一次,他到离县城不远的米山公社下乡,干脆不坐汽车,同公社书记李良俊挽起裤腿,一路淌河、爬坡、上山。当上坡时还和工作人员帮助同路的老农推铁轮车,一直走了十几里路才到了公社。在县里的一次汇报会上,县农办向县委汇报全县抗旱进度时,提到有一个大队抗旱进度很快,领导挂帅,全民上阵,措施得力,干劲冲天,一下子打了八眼旱井时。黄克诚听到后,随即找人打电话,要农办负责人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趟。当农办的负责人一进门,黄克诚就直接问,听说有个大队一下就打了八眼井,咱明天上午一块去看看。这位负责人心里不踏实,急忙说:黄省长,是这样,八眼是八眼,可能有的井还不大成功。黄克诚说,不要可能,咱们明天亲自到地里头一看不就清楚了?这时,这位负责人才说了实话,说这八眼井的事,他也是听说,也可能是才揭开口,也可能还是计划,黄克诚听了很不高兴,当场严厉批评了农办负责人。 又有一天,黄克诚下乡来到了牛庄公社丁壁大队,专门找群众了解对县里推广壕播谷子的经验有什么反映。在田间地头,许多群众向他反映说这壕播谷子咱这里使不上,凭咱这里的土性和雨水,不用说增产了,说不定还要减产呢。他紧接着就又问:“既然不行,怎么还要使用这种方法。”群众说:“不搞不行啊,公社天天催,说是要检查,要参观,要开现场会。”再接着他又问公社书记:“类似这个大队的情况你们公社有几个大队。”公社书记说可能有一半。“又是可能”,黄克诚顿时脸色严肃起来:“不要可能,十个就是十个,八个就是八个,不能搞什么可能呀大概呀。”他转身立即指示农办负责人,回去就打电话,告诉县委书记和县长,凡是不适宜壕播谷子的地方不要强制布置,不要一刀切,赶快把这个不切合实际的现场会取消。 发生问题都是从小事开始的 黄克诚刚到高平时,县委的一位领导就专门在招待所为他安排了最好的房间,但黄克诚则住进了县委机关的办公室,并说:“住在机关挺合适。”从此,这位身经百战,为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老将军,曾任中共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同志,就在高平县机关大院的三间简陋的小平房里,吃在机关的大灶上,和同志们一起排队打饭,一块蹲在操场上吃饭拉家常,时间有半年之久。 一天中午,黄克诚对县委派来料理自己的通讯员小郭说:“中午别到灶上打饭了,咱们几个在这儿打打牙祭。”通讯员从秘书和警卫员那里得知打牙祭是湖南话,是改善生活的意思。秘书从黄老的工资中取出几块钱交给小郭,让他和警卫员一起到街上买点猪肉和白萝卜,并告诉小郭,白萝卜炖肉是黄老最喜欢吃的。小郭不解地问,“这么一件小事,和厨房说一声,吃饭时另加一个菜,何必要花黄老的钱呢?”警卫员说,这事对别人当然是可以的,可对他不行,他经常讲公就是公,私就是私,一点也不能含糊。发生问题都是从小事开始的。就是这样,总务处在他房间放下的一条毛巾,一块香皂,他总要非退回去不可,全都由自己出钱去买。 黄克诚在高平时,常穿一套旧蓝制服,在街上行走时,不少人还认为他是个退休老干部。有一天他在大街上散步,发现一家商店大白天亮着灯,就走进去大喊:“这里有人吗,为什么大白天不关灯?”店里的郭喜财不耐烦地说:“你是查电的。”黄克诚说:“我不是查电的,是要你关灯的,要节约用电呀。”之后听人讲,这是大名鼎鼎的黄克诚。郭喜财受到深刻的教育,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件事。还有一次,黄老在机关灶房的附近,发现有人在地上扔下了半个窝窝头,他随即就叫有关人员去看,并毫不客气的说:“这个现象不好,应引起我们注意,发展下去,是要脱离群众的,别说现在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还没解决,就是将来生活富裕了也不能浪费。”从此,机关的干部职工们再也不随意乱扔饭菜了。 中央要出事啦 在高平领导抗旱的这段时间里,黄克诚白天除了在田间地头外,晚上则是利用休息时间和同志们谈工作,谈学习,拉家常。客人来了,总要过细地询问生产情况,谈笑风生。有时还应同志们的要求,讲讲过去长征途中的故事。可到了这年的五月间,他忽然变得面容疲倦,寡言少语,就连在饭场上和大家拉闲话的场面也少了。夜间,机关的同志们都已经休息了,唯有黄克诚住的房间灯还亮着,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秘书和警卫员一次又一次地催他休息,发现首长最近看文件时的神态和以前大不相同,常常是一份文件一遍又一遍地看,有时躺下又披上衣服起来反复地看。还有他那个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除了文艺节目什么都听,时刻不离手,甚至有时去厕所解手也要带上,好像生怕漏掉一字一句。墙脚下那个棋盘,是黄克诚饭后消遣的用具,已经有好几天没见他和县领导摆战场了。 一天深夜,黄克诚正伏案批阅文件,秘书、警卫员和小郭在一起看报纸,忽然间办公桌“彭”地响了一声,“岂有此理,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接着黄克诚满怀激愤地又说了一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待秘书、警卫员和通讯员三人赶忙走到跟前时,见黄克诚紧握着的拳头还抵在桌面上,文件和报纸被震飞了,散落在地上,茶杯和笔筒也被震倒了。黄克诚没有发觉他们,而是双眼盯着屋顶。很久很久,长叹一声,自言自语:“不得了哇,中央要出事啦!”这时,黄克诚才发觉了旁边站着秘书等人,便向他们歉意地一笑说:“都几点了,赶快去睡觉吧。” 不久,中央下发了“5·16通知”,县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问题的文件后,高平县委的王正明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想不通啊!如果这些都算是犯错误,那我们不是天天在犯错误?还不知有多少错误呢。”对此,黄克诚面色沉重,难以回答,唯有黯然。随后,黄克诚离开高平回到了太原。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责编 长武〕  朱德对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杰出贡献 ◎成茂林 李文福 从1937年9月6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冒雨从陕西云阳镇出发,在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入晋,到1940年5月7日出太行抵洛阳与卫立煌谈判,经西安返回延安,期间除因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暂时离开过一段时间外,朱德在华北抗日前线整整战斗了两年零8个月,这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山西度过的。他的足迹踏遍了山西的山山水水、沟沟坎坎,他对抗日形势准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决策,他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和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他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的务实作风,他朴实无华,坚毅不拔的意志品质,深深地影响和感染了坚持在敌后抗战的一切仁人志士,并最终汇聚成不可阻挡的抗日洪流。 朱德对八路军入晋后战略展开的部署与党中央把山西建立成华北抗战支点的思路不谋而合 八路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后下一步如何展开,当时党中央指示主力应集中在恒山山脉。对此,朱德有自己的看法。他在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多次发言中指出:“我们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局势变化,可能我们有一部去绥东”。“华北方面地势上也有可能发展游击战争”,“即使友军都退下来,而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因此,争取群众工作,首先要争取(华北)这一万万人。”朱德经略整个华北的战略设想,显然要比集中主力于恒山山脉大胆得多,也更加高瞻远瞩,充分显示出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雄才大略。这个设想与毛泽东的“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的思想不谋而合。 为了实现他的战略设想,朱德在赴晋途中,马不停蹄,一边了解抗日形势,一边谋划八路军的布防。1937年9月13日,朱德刚渡过黄河,晋北重镇大同失陷,日军快速向雁门关、平型关进逼,阎锡山焦急地等待着朱德来帮他摆脱困境。9月21日,朱德一到太原,就连夜同周恩来一起被接到代县太和岭口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与阎锡山会晤,商讨八路军在晋绥的作战问题。9月23日,朱德与阎锡山会晤后抵达五台县南茹村八路军总部驻地,在此亲自安排部署了平型关战斗。9月25日,平型关战斗经一天激战,歼敌精锐10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和秘密文件,取得了中国军队自卢沟桥事变以来对日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抗日士气,也极大地提升了八路军的威望。 平型关战斗第二天,朱德赶赴战场视察并总结了经验。根据对抗日形势、敌我强弱特点和山西地势的判断分析,朱德很快确定了八路军各部的工作地区:115师主要活动于晋东北和冀西;129师依托太行山,在正太路南北地区活动;120师向晋西北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北部活动,保障前方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络线;令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带领一部分干部到晋西吕梁山地区开展工作;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则在五台北面繁峙一带活动。由于这时129师尚未开到前线,朱德电令120师派王震率领一个团到晋冀交界的平山、井陉、盂县一带活动。考虑到这里将是日军进攻的地区,朱德要求王震在最短时间内将群众发动起来,每3天将工作情形直接向总部电告一次。 为保证各部能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并开展工作,八路军总部还指示115师刘云彪骑兵支队、杨成武独立支队、120师宋时轮、李井泉二个独立支队,分别深入到敌后活动。这样,朱德抓住了日军长驱直入,后方空虚,国民党军又节节撤退的机会,很快控制了纵贯山西的太行、吕梁两大山脉,形成以这两大山脉为依托,积极向敌后推进的态势。朱德的战略部署,与毛泽东“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的战略思路相互得到应验。 1937年10月下旬,正当忻口战役激战之时,另一路日军沿正太路西进,娘子关告急,八路军面临被分割包围的危险。朱德当机立断,率总部及115师主力南移,并向中共中央建议在五台、阜平、蔚县一带成立晋察冀军区,由115师政委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该师一部留下,创建根据地。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朱德率部南移途中,在盂县遇到薄一波率山西抗敌决死队一个团北上。听了薄一波的汇报后,朱德很明确地告诉薄一波说:你不要在这里,马上离开五台,八路军已准备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现在给你一个任务:立刻率部南下,到晋东南太行山去,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后来,薄一波按照朱德的指示,率领决死一纵队在太行太岳山区配合129师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地势极为重要的根据地。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华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游击战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抗日形式,八路军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明显。11月13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和顺县石拐镇,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十分重要的军事会议。之所以说石拐会议十分重要,是因为在这里统一了八路军所有指战员的思想,对兵力分布、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等一系列当时十分紧迫而重大问题作出了具体详细部署。以后在对日持久战中显示出巨大威力的纵横交错的一块块抗日根据地,就是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创建、巩固并发展壮大的。朱德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对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功莫大焉。 然而,石拐会议确立的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在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差一点被放弃。后来在朱德、彭德怀的坚持下才得以贯彻执行。原来,日军进攻临汾时,延安获得一个重要情报:华中地区的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奉召回国,系日本战略计划之变更;日军拟停止在中国东南部的动作而用全力肃清黄河以北,并向西北发展。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情报,于1938年3月初接连致电朱德,要他把在敌后的八路军主力西调,以加强河防,保障后路,只留一部分队伍在晋东南坚持游击战争;并告以此方针已获得政治局会议之完全同意。中央还要求朱德、彭德怀二人也回到黄河以西,即使留一人在前方指挥,亦只宜留在吕梁山脉等不易被敌人隔断的地区,决不应留在汾河以东。这时,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在临(汾)屯(留)公路南边的南孔滩村,正准备北上太行山区。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他与彭德怀认真作了研究,并根据他们在前线掌握的实际情况,以二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复电。电文详细分析了日军兵力与战场形势,认为至少在徐州会战结束前,敌军根本不可能进攻西北,如果此时将八路军主力西调,不仅不利于正在黄河以北抗敌的友军,更不利于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鉴于日军长驱直入,战线拉长,后方空虚,朱、彭建议八路军主力应继续此上,向敌后发展。中央考虑了他们的意见。3月9日,毛泽东复电同意暂不调主力过河,但要他们布置好吕梁、太岳、王屋山区工作,以保证将来转移便利。3月15日,朱德率总部到达位于太行山区的沁县小东岭,之后直至抗战胜利,八路军总部一直移动于沁县、武乡一带。太行山成了华北抗战的指挥中心与神经中枢。朱德在此伫马两年有余,指挥八路军健儿西守东进、北扼南略,在西起黄河,东迄大海,北自大青山,南接苏、鄂、皖的广大地区,驰骋纵横,建立了晋绥、晋察冀、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冀鲁边、山东等几大块根据地,抗日烽火燃遍了华北大地。1940年5月,当朱德即将下太行离晋赴陕,面对黄河,想起日夜在一起战斗的战友和太行人民,内心既激动又欣慰,赋《出太行》诗一首:“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比行当可慰同仇。” 朱德对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指示与实践,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 关于在抗日根据地开展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群众运动、经济建设、统一战线、对敌斗争等项工作,中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指示。朱德在抗日根据地全面贯彻执行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朱德对组织发动民众十分重视。他指出:“据我们的经验与估计来看,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那么我们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就是预备军的动员如何,预备军的组织如何。”朱德所指的预备军动员和组织,就是充分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问题。他说:“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强调:“在抗战中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朱德刚到太原与彭德怀、任弼时联名发布的训令中,要求八路军“模范地遵守纪律,发动和组织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他对每支准备出发到敌后开辟根据地的八路军工作队总是首先要求尽快地将群众组织起来。他本人更是身体力行,将自己看作是普通群众的一员,无论走到哪里,总是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太行、太岳山区至今流传着许多朱总司令的感人故事。 作为一名久经沙场的军事家,朱德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朱德就告诫全党:游击战争是抗战的一个力量,党校与红大要加强训练游击战争的干部,以后要派一批干部到地方去当教师,游击队的队长、政委主要从当地创造。他还指出,在没有大山的地区也可以依靠群众,利用村庄、地沟、山边等有利地形打游击。游击战要机动灵活,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的就不打。1937年8月11日,朱德在南京同蒋介石谈判时,就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发表过重要谈话,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他建议国民党军事当局举办游击训练班,并预言,日军为分散中国当局对华北的注意力,将会声东击西在上海发动战争。可惜朱德的这番真知灼见,蒋介石并没有听进去多少。两天后,即8月13日,正如朱德所料,日军突然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虽然守军英勇抵抗,但由于准备不足,上海最终失陷。 八路军渡河出兵后,朱德主张要谨慎用兵,注意保存实力,但他强调“保存的方法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群众战。”他说:“持久战单凭消耗是不可能的……主要的是发动广大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游击战争。”为此,朱德一到太原,就向八路军发布训令,要求各部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的小部,兴奋友军,促使他们转变呆板死守的战术。 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大捷后,朱德及时总结了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并再三告诫八路军官兵:“我们以劣势武器要战胜现代化的强敌,在战术上就必须善于灵巧机动的使用自己的兵力和兵器,发挥自己旺盛的攻击精神,选择有利阵地与时机,抓住敌人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和兵器,采用秘密、迅速的动作,出敌不意,突然袭击,进行肉搏,坚决消灭之,否则即难成功。”朱德曾说,我们能够打败日本军队,这不仅出于自信,而且也有战略上的依据。 朱德特别重视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他根据复杂多变的战场实际情况,坚决而又灵活地执行了洛川会议确定的“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 开始时,他把大批八路军部队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又集中保持一定数量的作战部队,用以迟滞敌军前进,破坏道路、桥梁、袭击敌军辎重及其后勤设施,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与支柱。 据129师统计,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该师有步骤地分遣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即当时64个连队中的41个连队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其他两个师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总部直属队也大多被派出去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当时群众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八路军派人去领导,很快就能组织起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再加上中共地方组织和牺盟会等进步抗日组织的发动以及人民群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山西、河北各地很快就燃起了抗日游击战的烽火。 朱德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地调整运动战与游击战的比重,以游击战掩护运动战,以运动战配合游击战;在游击战中融合着向运动发展的连贯性,既帮助了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又不断地壮大了八路军本身。他认为,游击战与运动战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长城把它们间隔开来”。什么时候打游击战,什么时候打运动战以及它们各占多少分量,不可凭主观臆想,而要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和当时的条件来决定。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迅猛发展的需要,1938年上半年,朱德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对指导游击战争的健康发展,提高广大游击战士的思想认识和战术水平,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38年2月下旬,日军分兵两路向临汾进攻。一路顺同蒲路南下,一路沿临屯公路西进。此时,国共双方各种机构和部队大多驻在临汾周围,准备遵照蒋介石的决定反攻太原,对突然而来的日军毫无抵抗准备。朱德率八路军总部从洪洞马牧村正动身到太行前线指挥作战,见情况万分紧急,决定先留下来与日军周旋,迟滞敌军西进。虽然随行的仅有警卫通讯营的两个连约200人,但朱德早已忘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泰然自若地亲率两个连的兵力及少量安泽县的自卫队与敌人打了三天三夜,为临汾数十万军民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38年4月,日军分九路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实施围攻。朱德亲自指挥八路军和一部分友军、地方武装开展了反围攻作战。在日军进攻之前,朱德就制定了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钳制各路进攻之敌,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发动群众,对日军将到之处坚壁清野;各游击队和自卫队、民兵袭扰敌军,配合主力作战。日军刚出动,朱德即令129师主力及115师689团向东转移到日军合击线以外的麻田至河北涉县一带集结待机。日军进入根据地后,处处受到八路军小股部队、友军部队及游击队、民兵的袭扰、阻击,行进缓慢。4月16日,朱德令待机部队快速行动,在武乡县长乐村追上行动迟缓的日军,展开激战,一举歼敌2200余人,击毙战马五六百匹,缴获一部分枪支及其他军用品。击溃其一路后,其他各路日军纷纷退却。至27日,抗日军民乘胜连克榆社、辽县、武乡、沁县、沁源、壶关、安泽、屯留、黎城、潞城、长子、长治、阳城、沁水、高平、晋城及河北涉县等十余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以后发展起来的横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就是在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的,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战争最主要的根据地。 粉碎日军九路围攻后,朱德到晋东南各地进行实地考察,指导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晋城境内的阳城、沁水、陵川、高平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仅在沁水县端氏镇古堆村就驻了二十多天。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他指出:“现在最主要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的任务是联合全国力量打日本。”他在《实行对日抗战》文章中,大声疾呼:“和平已到了绝望时期,国难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摆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炎黄子孙面前的问题,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他在端氏期间,亲自拜访当地望族贾进德(贾景德的族弟),向其晓以民族大义,宣传党的全民抗战主张,要他带头减租减息,支援抗战。但他坚决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主张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对日战争。他说:“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开展这场群众运动。因此,南京必须跟我们合作,这场战争必定是一场总体战。”他认为“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导线”,在国共合作条件下,“我们要谨防扒手,但过分防了也会限制自己,看清楚,我们自有办法。”对于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他主张要争取其与我军共同抗日,争取他们能在华北多抵抗一段时间。 朱德每到一地,必先要求当地党组织大胆工作,建立武装,牢牢掌握战争领导权和主动权。晋城境内的“南公八路”等抗日武装就是在他的指示下成立的。他十分重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对担任抗日政府领导的共产党员全力保护。阳城县长李敏之因积极抗日,惩处汉奸,遭到顽固派的忌恨,被阎锡山撤职通缉。朱德知道后,为了保护李敏之,举荐他到延安学习。 经济建设关系到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朱德对此高度重视。每到一地,他必要了解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指示立即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他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没有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就不能坚持敌后抗战”;“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是要各根据地做到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准备持久,”“要一方面源源不断地供给抗战部队的需要,一方面又要相当地保证改善人民生活,来支持长期苦战”。他总结出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几项基本原则:第一,调动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小生产者的积极性,猛烈地发展农业和手工业,提倡农村副业、畜牧业与家庭手工业,以提高生产量;第二,发展合作事业,实行低利借贷,减租减息,提高群众对生产的热忱;第三,对内实行贸易自由,流通物资,对外实行贸易统制,提倡使用土货,以打击敌寇的经济侵略,扶助民族经济;第四,在一切机关、部队中有计划地进行热烈的生产运动和发展严格的节约运动。为了切实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发展经济,朱德命令所部并亲自带领八路军总部的工作人员开荒垦田,种粮种菜,保证供给,他把这一经验后来运用到南泥湾,为陕甘宁边区严重的饥荒解了燃眉之急。 朱德伟大的人格魅力是根据地抗日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 领袖和伟人的作用也许不是历史发展必然和决定的因素,却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迟滞或加快历史发展进程。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创建,并迅速发展壮大,与朱德个人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身为红军最高统帅的朱德立即致电驻守平津的第29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表示红军愿与29军共同抗日,为国效命。同时,命令红军各部“限十天完成各项抗日的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为了抒发胸怀,他奋笔题写下誓词:“我辈皆炎黄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天职!”他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教育了八路军全体官兵,更深深感染了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誓死不接受日军劝降,与日军浴血奋战直至为国捐躯的国民98军军长武士敏生前说过:“我带兵打了几十年的仗,真正懂得为谁打仗是在小东岭(沁县小东岭,1938年朱德在此为东路军将领讲话)听了朱总司令的讲话后才明白的。” 朱德率部到山西抗日前线后,曾给已中断十年联系的四川家乡亲属写了两封信,信中除打探亲人下落,叙说自己正奔赴抗日战场,表示有信心打败日军侵略军外,对亲属中有欲来找他的人这样说道:“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苦耐劳之人,无妨多来,”并说明人民军队待遇平等,“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反映了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一心为革命的高尚情操。 尽管朱德自己生活十分俭朴,但对广大人民群众和友军却慷慨解囊,当友军陷于困难处境时,八路军总是尽力前去支援和帮助。当时,友军对朱德及其领导的八路军表示出极大的尊敬和热情,有的要求朱德派人到他们那儿进行指导,有的请朱德及八路军其他将领去作报告、讲课,主动靠近八路军。如国民军17师赵寿山部在高平多次与日军搏杀,部队休整时,想请朱德为他们作报告,朱德此时有事脱不开身,便由彭德怀和自己的夫人康克清专程到高平看望17师全体将士,鼓舞其斗志。朱德不但重视对友军的中、下层工作,而且亲自做友军的上层工作。他对阎锡山、卫立煌以及第二战区的其他高级将领做了许多工作。他的才能、胸襟、气度和诚挚的态度,赢得了友军将领的好感和钦佩,使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改变了多年形成的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偏见,有力地维护和坚持了团结抗战。这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朱德和卫立煌的友谊了。 抗战开始后,卫立煌看到华北前线这么多国民党军队都吃败仗,只有八路军打胜仗,觉得八路军了不起。忻口会战时,他是该战役的前敌总指挥,他的第14集团军是该战役的主力,打得非常坚决。战役中,朱德指挥八路军切断敌军后路,袭击敌军运输线及后方基地,使忻口敌军的粮食、弹药、汽油等供应困难,在一个时期内,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几乎全部失去作用。特别是八路军袭击了敌阳明堡机场,毁敌飞机24架,大大减轻了忻口正面战场的压力。对此,卫立煌非常高兴,对朱德总司令更加仰慕。 朱德和卫立煌第一次见面是1938年1月在临汾。这时,卫刚晋升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同朱德乘火车去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会议,一路上两人谈得很投机。朱德平易朴素的外表、诚挚谦逊的态度、从旧军队将领成为红军总司令的经历以及所讲的关于抗日救国的道理,给卫立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朱德也很赞赏卫立煌积极抗日的态度和英勇作战的表现。 洛阳会议结束后,正逢春节。卫立煌率领部下将领到八路军部驻地向朱德等人拜年,向八路军学习。朱德在欢迎会上高度评价了卫立煌及其部下在忻口战役中的杰出表现和功绩,卫非常兴奋。为了向八路军学习,卫要求朱德介绍一些人到他部队中工作,朱德欣然同意。卫立煌还把他部下的六个团交给朱德指挥。朱德嘱咐刘伯承、贺龙等要正确使用这些友军部队,给以必要的照顾和帮助,不要把他们使用于过分艰苦的境域和过分复杂的环境;要虚心、诚恳地对待他们,帮助他们进步和解决某些行动中的实际困难。 此后,朱德和卫立煌每次见面都要促膝长谈,有时甚至关门密谈,一谈就是几天。康克清曾回忆说:朱老总说过,卫立煌这人可靠。他与卫立煌的关系不同一般,无话不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朱老总路过卫立煌处,卫送给他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朱老总对这两样礼物很爱惜,直到后来不能用了,还专门交代要留下保存好。朱德也经常送些进步书刊给卫立煌。 在朱德,还有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影响下,卫立煌始终与八路军友好相处,合作抗日,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了八路军某些帮助,甚至还提出了希望参加共产党的要求。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时,蒋介石曾严令卫立煌调兵向八路军进攻。当时,卫立煌已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设长官部于河南洛阳。他对蒋介石的命令表面上作了一些虚张声势的进攻部署,实际上却按兵不动。同时,私下里派人带信给朱德,要八路军适可而止并作适当让步,以免事态扩大。当八路军作了让步,主动退出白(圭)晋(城)公路和太南地区后,卫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报告,使蒋介石有一个下台的台阶。1940年5月,朱德离开山西,到洛阳与卫立煌谈判,卫立煌早早派车到黄河边迎候。为了便于交谈和安全,朱德住在卫立煌的长官部,谈判内容除停止摩擦,合作抗日,划分作战区域等问题外,朱德还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提出了八路军扩编、增饷等问题,卫答应去重庆向蒋介石报告。在赴洛阳路过晋城时,朱德发现国民党部队里关有共产党和决死队、八路军的人。他向卫立煌提出要求,第二天卫即下令释放了这些人。 在洛阳,国民党顽固分子和特务找不到机会加害朱德,便利用会面机会,用谎言污蔑、攻击八路军和朱德。朱德则针锋相对,舌战群顽,据理一一驳斥他们的谬论。后来,朱德在延安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讲到这一段情况时说:“他们早布置好了,大家准备难倒我,大家都控告八路军不好。但是,我有马列主义做依靠,所以,我也是头头是道,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辩,驳倒了他们,说服了他们,指出他们制造摩擦是没有前途的,劝他们不要再固执下去,结果有许多人没有话回答,有些人点头表示同意。” 在抗日前线,朱德还与许多倾向支持抗日的爱国民主人士、记者和国际友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这其中,包括《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斯诺,第一个向全世界宣传报道延安的记者史沫特莱,为促进团结抗战而拜会的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王葆真,以及周立波、舒群等人。著名文学家茅盾刚认识朱德时,发现朱德对杜甫、白居易等诗人及其作品很熟悉,后来他对人说:“这位名震中外的将军有很高的文学素养。” 对待与八路军不友好的部队及其将领,朱德的方针是利用矛盾,区别对待,团结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根据地军民击退了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7月,日军以5万兵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的晋东南根据地实行第二次九路围攻。国民党顽固分子张荫悟乘机袭击八路军侧背,制造了“深县事件”,残杀八路军后方机关干部、战士400余人,并得意地向蒋介石报告,说什么:“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开展的机会,叫要‘专打八路军’。”朱德一面致电蒋介石揭露其罪行,一面部署反击。至8月底,全歼张部,张荫悟只身逃跑。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制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首先发难的是山西,12月初,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这次事变表面上看是山西新旧两军之争,实质上却是山西的顽固派发动的一场反共、反八路军的斗争。对此,朱德、彭德怀在写给阎锡山的信中这样描述:“(我们)路过阳城、晋城,适见孙楚先生联合友军(指国民党军),对晋东南牺盟会大肆摧残,阳城、晋城、高平、陵川、沁水、浮山等县相继发生政变,以武装残酷手段对抗日进步分子枪杀、活埋,日必数起,逮捕囚禁,狱为之满,并积极破坏金融,……致物价飞腾,商贾辍业。而各地反动分子更乘机活动,寻求报复,越货杀人,社会陷于恐怖。孙先生部属中之坏分子更到处宣传,先解决牺盟,后逐八路军,并对共产党任意污蔑,甚至共产党员亦有被残杀者,其形势较(民国)十六年湖南马日事变尤为严重。”针对各地摩擦事件日益增多,朱德以大局为重,一忍再忍,指示各部“加紧各方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日力量,克服目前困难;对一切顽固势力必须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摩擦亦须适可而止。” 但阎锡山我行我素,对朱德的来信置若罔闻,把朱德的忍让当作怯懦,加剧了反共、反八路军决死队的步伐。据晋城地区统计,在这次事变中,有数千名抗日干部被抓,约500余人遇害,仅决死纵队就叛变了1个纵队司令部、1个旅部、3个团、1个营,消灭1个营,共计损失4000余人,各种物资不可计算。在事变严重影响到团结抗日大局的形势下,朱德立刻发表了措词极为严厉的谈话:“这次事变被害的进步分子中,亦有共产党员及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对此不能漠不关心。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分子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之言论,正在密切注意中,”并制定了反击顽固派的统一部署,报告了中共中央。根据朱德的指示,八路军、决死队的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对保持中立的友军热情欢迎,对犹疑观望的友军极力争取,集中力量彻底打击投靠日军,专打八路军和决死队的顽军。如在晋城境内彻底消灭了与日军同住一地的阎军独8旅和第一战区黎民游击队。在给顽固派以沉重打击后,为了抗日大计,朱德及时指示各部斗争适可而止,并为免事态扩大作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 1940年1月19日,蒋介石命令八路军离开太岳、太南地区。朱德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并令陈赓率八路军386旅主力及总部特务团进驻太岳区,与薄一波一起,统一指挥该地区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保卫太岳根据地。此时,朱德还不忘提醒大家: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日本侵略军,不要因为反顽斗争而放过一切有利时机予日军和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朱德认为,蒋介石最相信的是武力,如果你打不过他,他就让你下不了台;如果你打败了他,他也就老老实实,一声不吭。后来,周恩来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谈到这一点时说:“朱德同志说得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一个第一次谈判。” 朱德虽然在山西抗日前线住的时间不长,但他却在党中央与前线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把党中央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前方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既正确指导了抗日根据地的实践,又通过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的抗战理论,为开辟敌后根据地作了杰出的贡献。 〔责编 唐静〕  上将杨得志曾登临陵川佛子山 ◎王晋川 陵川是一块红色的热土,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敌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根据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数十名我党高级将领曾云集陵川,在此留下了战斗生活的光辉足迹。 我们研究共产党人在陵川的革命史时,在杨得志将军的回忆性著作里,发现了他关于“陵川佛子山”的准确简短记述。并据此展开研究、考证,率先得出:杨得志将军曾登临陵川佛子山这一重要结论。 左权将军牺牲后,杨得志将军在纪念叙述中写道:“……陵川县有座佛子山,人称‘太行第一峰’,海拔一千八百多公尺,古人形容‘佛山之高,黄河可睫’,‘俯视中州九千四百八十仞’,登峰远眺,黄水东流,云海翻腾,风卷大地,左权同志就长眠在这太行山的群峰之中,他和太行山永存……”① 左权将军牺牲于今晋中左权县与河北涉县交界一带,这儿离陵川县直线距离有二三百里路,还是比较远的。 杨得志不用左权牺牲地的山峰来形容左权,却用二三百里之外的陵川佛子山来烘托左权,况且陵川佛子山也不是特别有名气,只是在晋东南及交界的河南一带比较出名,杨将军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 通过比较思考,我们得出如下原因: 其一,左权牺牲地和陵川相距虽远,却同在太行山上。左权将军是我党抗战期间牺牲的最高将领,而陵川佛子山素有“太行第一峰”的美誉,拿“太行第一峰”的高峻烘托比喻左权的伟大,有可比的共性点; 其二,陵川是左权将军抗战时战斗生活过的地方。1940年三月前后,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第二纵队司令员的左权率主力在太行山南部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摩擦”军事斗争,曾在陵川平城一带筹划部署打击顽军的“陵川战役”②(注:由于顽军兵力众多且防守谨慎,此战役最终没有打成,只发生了不少小战斗),当时第二纵队司令部设在平城镇秦寨村(今义汉村),而平城义汉村距佛子山不过三十里路。 其三,杨得志比较熟悉陵川佛子山。 仔细分析,你会发现前两个原因都不应该是拿佛子山作比的关键,尽管我们不清楚左权是否到过佛子山,但毕竟左权将军的牺牲地和抗战主要活动地都不在陵川,拿佛子山作比的关键只能是杨得志熟悉佛子山。 杨将军不但拿佛子山作比喻,还引用了古人对佛子山的赞美,并且扼要描述了登临佛子山的所见、所感、所想。 登佛子山之顶,极目远望,只见云层滚滚像大海一样汹涌翻腾,狂风席卷着大地,崇山峻岭的南太行脚下,黄河之水,滔滔东流,英勇的革命者临危不惧,坚强地屹立在这雄伟的南太行之巅,迎战着暴风的洗礼。 由上我们推断,杨得志将军应该是到过陵川佛子山的,并且佛子山磅礴的气势给将军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否则他不会毫无缘由地用佛子山来烘托左权这位牺牲的领导、战友和老乡。 不到某地,单听旁人叙说就能写下对该地的感受,对一位文学作者来说不是难事,但在朝不保夕的战争岁月里,对一位身担重任而又时处危境的将领来说,就不大有这种可能了。 况且,若不是亲临其地,杨将军又怎么连古人对佛子山的赞誉都知道得那么具体?再者说,倘若没有对佛子山“矗行巅而小群山”的真切情感共鸣,杨得志是不可能用佛子山来作比左权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的。 杨得志身为中共高级将领,他奉命来到南太行,并几下太行到平原上去的主要目的,是在艰苦卓绝的复杂斗争环境中,为我党开辟、发展敌后根据地。若不是到过佛子山,并对佛子山感受深刻,他断不会在追忆左权这个特殊的时候引用佛子山。 这从杨得志将军当年的一些活动线索也可佐证: 1938年7月,阳城“町店伏击战”后,杨得志奉命任344旅代旅长,时344旅部住高平; 1938年9月,杨得志奉中央命到冀鲁豫平原上去开辟根据地,路线为:高平—越太行—淇县; 1938年底,杨得志带部队回太行山高平、长治一带练兵;③ 1940年3月国共军队“陵川对峙”期间,八路军杨得志率部住陵川平城镇秦寨村(今义汉村)。 以上是杨得志在太南地区的一些活动地和上下太行的大致路线。实际上,由于当时敌、我、顽三方驻扎犬牙交错,加之敌情瞬息万变,具体的行军及活动路线是很复杂的,往往要辗转反折走很多弯路,才能到达一个相对安全的休息中转地。 从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抗战期间,杨得志曾频繁地活动于南太行山顶一带的高平、长治、陵川等地区,并几次翻越太行山到冀鲁豫的平原上去开辟根据地。 佛子山北临长治壶关,东接林县,南延辉县,西通晋城、高平,扼晋豫要道,地势险要高峻,易守难攻,加之当时山上有二进院的庙宇,近百间房子,是各类人士途径活动和周转之地。 杨得志将军应该就是在陵川一带活动时路过或专门登临佛子山的,并在这南太行的山巅览群峰而壮英雄志,将军很可能还游览了当时那宏大壮观的庙宇且拜读了一些碑记,否则他不可能把古人对佛子山的描述引用得那么具体。 遗憾的是,杨得志对陵川佛子山的描述到此停止,随即笔锋一转,沉浸在对牺牲战友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惋惜之中,这使得我们无法更多地追寻到一代上将与陵川佛子山的线索和故事了。 历史滚滚,大浪淘尽,佛子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虽然七十年的时间对整个历史来讲并不算长,但物是人非,加之战争年代军事活动的隐蔽性,知之者甚少。时至今日,我们已不可能知晓杨得志将军当年登临佛子山的时间、缘由及其他具体情况了,只能通过将军简短的记述和将军当年活动的一些轨迹,再穿越历史的时空,去推断并想象了。 一个地方的一座山,一位叱咤风云的骁将曾经来过,这在将军披荆斩棘的战斗生涯里,本就像将军身后碾落的浮尘一样,不足为奇。 正因为此,陵川佛子山——能被杨得志将军引用来烘托比喻英灵千古的左权将军,就显得弥足珍贵了。 〔责编 晓太〕  参考文献: ①见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月第一版《杨得志回忆录》第289页 ②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4月第一版《黄克诚回忆录(上)》 ③见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月第一版《杨得志回忆录》相关章节 神头岭伏击战——典型的游击战 ◎路 草 神头岭战斗,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亦称第八路军)129师向侵华日军发起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这次战斗,与在长生口、响堂铺进行的两次伏击战,被称为华北抗战史上的“三战三捷”。而神头岭伏击战,又被日军称为“典型的游击战”。129师的刘伯承师长很重视神头岭之战,把它作为一个很成功的“吸打敌援”的战例。他在作129师抗战二周年的战术报告时,详细论述了“吸打敌援”的战术,然后说:“引一个好的战例来结束我对于‘吸打敌援’的报告。”接着,便全文宣读了《我师在潞城神头村消灭敌人的报告》。 在对神头岭战斗进行分析之前,先介绍些历史背景。 ◆最早的战例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央军委即于1949年12月25日下达了编写全军军史战史的指示。总参谋部亦于1953年4月10日作出了编写全军战史的指示。 第二野战军遵此指示,组成了编写班子,经过近10年的努力,于1961年完成了《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战史》送审稿(《附件《战例选编》于1962年1月完稿。这两个稿本始终没有出版)。在这部战史中,即有了对神头岭战斗的战例分析。 但是,由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军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和1959年庐山会议的影响,编写战史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原则,即只能写“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线”,也就是说,在军史和战史中,只能提毛泽东的名字,其他人的名字是不能提的。因之,读者如果只看1961年的版本,是不可能知道哪次战役、战斗是由谁指挥的。在1961年版本《战例选编》中的《神头岭战斗》分析中,就是如此。其原文如下(为阅读方便,笔者对个别文字作了调整,如将原文的“敌”、“敌军”,在必要处改为“日军”): ◆神头岭战斗 神头岭战斗,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在山西省潞城县与黎城县之间的邯长大道上的神头岭,以吸敌打援的战法,歼灭日军一千五百余人的战斗。 此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破坏了日军的交通运输线,策应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在晋西的作战;牵制了日军向黄河西岸和南岸的进攻,进一步提高了八路军的声誉。 一、敌我情况 一九三八年二月中旬,平汉、同蒲、道清线之日军,为配合其津浦线作战,并相机进攻潼关、西安、陕北,以第十四、十六、二十、一○八、一八九等师团各一部,共三万余人,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军在日军进攻面前争先溃逃。 至三月上旬,日军先后侵陷长治、临汾、风陵渡等重要城镇,并继续向晋西黄河各渡口猛犯,企图一举突过黄河,直取潼关、西安和陕北。 当国民党军溃散之际,我师奉毛主席的命令,为钳制向黄河河防进攻的日军,和策应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在晋南、晋西北作战,将各主力兵团适当集中,于三月上旬南下邯长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日军,破坏其交通运输线。 邯长大道东起平汉线的河北邯郸,西至山西的长治,中间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等县,横贯太行山脉,与屯留公路相连。该线是驻长治日军从平汉线取得补给的主要交通线,线上各县都驻有日军。其分布情况是:涉县驻第一○八师团四百余人;黎城有步骑兵千余人,为一○八师团重要兵站基地,常有汽车来往;潞城有第十六、一○八师团约二千人。 二、决心和部署 根据以上敌情和过去对敌作战经验,我决心以强袭黎城之敌、吸引潞城之敌出援,于途中伏击歼灭之,并相机打击涉县出援之敌。 具体部署: 以第三八五旅七六九团为左翼队,该团以第一营对黎城守敌实施强袭;该团主力设伏于黎城东北之东西黄须(邯长大道以北)地区,准备伏击或打击涉县可能出援之敌。 以第三八六旅为右翼队,设伏于潞河村、微子镇之间的神头村附近,准备消灭潞城可能出援之敌。 三八六旅于十六日二时进至续村岭、茶坊、申家山等地之后,派干部对神头村附近地形进行现场勘察,当即根据复杂而狭窄的山岭地形和距大路约二十米处有国民党军原构筑之沟壑工事可资利用等条件,具体部署: 第七七一团主力位于张家庄、王家庄及其大道两侧高地,准备正面阻击敌人;以一个营位于申家山、一二六九高地机动;以特务连位于续村、潞河村及其以北之浊漳河上赵店镇大木桥游击警戒,准备待黎城打响之后,破坏大木桥,切断日军潞城至黎城的交通,确实保障主力歼敌。 第七七二团主力设伏于孙家庄、漫流河大道北侧及神头村以东一一八七高地伏击敌人;另以第三营主力位于李家庄,准备适时向微子镇与神头村之间大道出击,切断日军向潞城回窜的去路,派出一个连伸至潞城东北之一五○五高地,扰乱潞城之敌,以一个排进至潞城北之余庄警戒,并派便衣二十余人至潞城西南侦察、警戒长治方向之日军。 补充团位于大道东侧鞋底村以西高地、薛家庄以西高地及安南岭西北高地设伏,准备适时向孙家庄、神头村和神头村与微子镇之间出击,配合主力歼敌。 各部队均于四时前先后到达指定位置。 三、战斗经过 三月十六日四时,七六九团第一营突入黎城城内,在与日军激战后,即按原计划主动撤出城外,向乔家庄方向转移。日军遂集中力量向第一营反扑。第一营战至九时许,将日军击退。驻涉县日军数百人乘汽车来援,当其刚过东阳关时,即发现了七六九团的设伏部队,并发起猛烈攻击。设伏部队当即予以还击,并组织出击。日军见伏击部队兵力较大,稍作抵抗,即向涉县方向回窜。 七六九团向驻黎城日军发起强袭之后,驻潞城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林清部队和第一○八师团尾部队及自卫队步骑兵一千五百余人闻讯出动,向黎城增援。 七七一团特务连遂将赵店镇大木桥焚毁,切断了日军的退路。 八时三十分,由潞城出发的援敌先头部队汽车两辆,及二十多名骑兵,进入神头村的伏击圈后,被阻于浊漳河边。 九时,日军增援部队到达神头村附近,稍事集结,并派出骑兵向七七二团及补充团设伏地区侦察搜索。由于设伏部队隐蔽严密、沉着,日军并未察觉,于九时三十分,又复沿大道继续前进。当日军完全进入我设伏地区之后,七七二团主力与补充团设伏部队在统一号令下,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分别从东、西、北三面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旋即,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搏斗。日军在我三面同时展开的猛烈打击和冲杀之下,顿时建制溃乱,失去指挥,不能应战,只得四处奔逃。七七一团第二营一部,亦于同时在张家庄与孙家庄之间投入战斗。此时,有少数日军窜入神头村内,凭借民房抵抗,但很快就被七七二团消灭。但由于七七二团第×营动作迟缓,未及断敌退路,加之补充团第×营撤退过早,致使百余名日军侥幸逃出伏击圈,窜回潞城。其余被围残敌,利用大车、死马、死人、房屋和窑洞作掩护,拼死顽抗。经过我交叉火力和手榴弹的大量杀伤,又与残敌反复肉搏。战至十一时半,终将这股被围的日军歼灭。同时,七七一团一部亦将被阻于浊漳河南岸的日军消灭。 十三时,潞城日军出动两辆满载救兵的汽车驰援,被七七二团第七连消灭于神头村西南。 十四时,又有七辆满载日军的汽车从潞城驰援,被七七二团炮兵击毁三辆,其余四辆慌忙窜回潞城。 至十六时,全部战斗胜利结束。 当神头岭围歼战正激烈进行之际,黎城日军出动一部,向神头方向急进,企图接应被包围在神头的日军。当其进至赵店镇浊漳河边时,遭到七七一团特务连的阻击。日军以猛烈的炮火掩护,抢修赵店镇大木桥。此时,神头的围歼战已经结束,特务连随即撤出战斗。 日军将赵店镇大木桥修复后,又窜回潞城。特务连复将该木桥焚毁后,于黄昏随前主力转移。 此次神头岭伏击战,共毙伤日军一千五百余人,毙伤和缴获骡马六百余匹,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我军伤亡二百四十余人。 四、主要经验 (一)攻敌所必救,歼其救者。 因为我军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已掌握了日军一处被袭,他处必定来援的规律。战前,我军对邯长大道上的敌情作了详细的侦查。从侦查和过去战斗缴获的文件中得悉,黎城是日军在该条运输线上的重要兵站基地,是其感觉最敏锐的据点。其西至潞城,东至涉县,都有日军守备,且潞城兵力较重,如我对黎城之敌实施强袭,潞城之敌出援的可能性最大。 战斗经过证明,我之判断完全正确。 (二)设伏地区选择适当。 神头岭位于黎、潞之间,是潞城日军增援黎城的必经之路。且地形复杂,不便于敌技术兵种的运动和展开;反而便于我军伪装隐蔽,实施突然袭击和发扬短兵器的威力。我设伏部队均按横宽的战斗队形进行配置,紧逼公路两侧埋伏,使敌完全陷于我夹击之中。 (三)利用了日军骄傲麻痹的弱点。 日军第十六、一〇八师团自二月沿邯长大道向长治、临汾进攻以来,并未遭到国民党军抵抗,所向无阻,若入无人之境。同时,该敌亦未与我军交过锋,对“土八路”也并不放在眼中。而且,当敌先头部队通过我伏击区时,我暂未阻击,诱其深入。日军便毫无顾忌,放胆前进,致遭我三面夹击。 (四)战前作了深入的政治动员,讲清了作战预案,使参战指战员充分了解此次战斗的意义和行动要求。因此,设伏部队做到了伪装巧妙,沉着应敌,致使敌仅距伏兵二十米处尚未发现。战斗发起后,指战员个个勇猛扑向敌人,新战士也手持梭镖,展开白刃战斗。当敌溃逃时,又勇于猛烈追击,不给敌喘息和还手之机。从而体现了我军指战员的高度政治觉悟与严格的战场纪律以及沉着、勇敢的战斗作风。 半个世纪后,再来看这个战例分析,仍然是正确的。只是在行文中有些微不足道、技术上的瑕疵,如有的地方说“张家庄”,而另一处则为“张庄”,在战斗示意图上,标出的也是“张庄”;有的地方说是“赵店”,有的地方又为“赵店村”,而在所附的战斗经过示意图上标明的却是“赵店镇”等等。笔者此次引用时,均已作了校正,并改绘了战斗经过示意图。 ◆今天必须补充说明的几个重大问题 写到这里,热心的读者一定想知道,学术界对这个最早的战例分析还应该补充些什么。 第一,对神头岭伏击战的参战部队及其作用,应该如何正确表述? 近来,在已经出版的回忆录、传记和影视作品中,有的说神头岭战斗是129师打的,也有的说是第386旅打的,等等。这些都没有错。只是表述并不完整,也不准确而已。正确的表述应该是:神头岭伏击战的胜利,是八路军第129师386旅,在第385旅769团的配合下,协同作战的结果。 因为,如果没有769团强袭黎城之敌,潞城之敌就不会出援,神头岭则无敌可打。而且,黎城之敌原来只有几百人。但在769团第1营发起强袭的前夜,突然增兵逾千,使其战斗难度陡然增大。但该营毫不畏惧,同日军进行了苦战,歼敌百余人,终于吸引了潞城、涉县的援兵。 据129师师参谋长李达的回忆,当年的情况是这样的:“十六日凌晨三时半,七六九团第一营按照预定计划,一举突入黎城城里。意外的是,在头一天,有敌步、骑、炮、装甲车部队一千二百余人开进城里。两股敌人合在一起,大约一千五百人左右。我第一营便与这股敌人进行了苦战。由于天还没有亮,鬼子一时搞不清情况,固守在房子里不敢出来。一营消灭敌人一百左右,边打边退,激战至上午九时,撤到了城外的乔家庄。他们出城时,敌人才派一百五十余骑兵追来,被一营给打回城去。涉县、潞城之敌接到求援信号后,开始向黎城驰援。”(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69页) 第二,在神头岭地区打伏击,是谁提出来的?是谁下的决心? 关于这个问题,多年来也有不同说法,笔者就不一一列举了。现根据129师当年的《阵中日记》和珍藏在中央档案馆的电报,作几点正本清源的重要补充。首先,提出在神头岭打伏击的,是129师师长刘伯承。有李达将军的回忆录和当年的电报为证。 李达的回忆是: “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寇的运输线。但是,日军在这里的守备却比较薄弱。加之这一带山川地形复杂,又有浊漳河与黎城相隔,是比较理想的伏击敌人运输车队的地点。刘师长打算选择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下的神头村作为伏击敌人的中心地区。……(我陪同刘师长带着地图到神头岭勘察地形)在返回的路上,刘师长讲了他的设想。他把这次伏击战称作“吸打敌援”。所谓“吸打敌援”,就是以一股部队佯攻敌人的军事要地;以主力埋伏在敌援兵必经之路,待机伏击之。……刘师长选好了伏击地点神头村之后,又选择佯攻的目标。”(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69页) 其次,下决心的,是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和彭德怀。 有两封电报为证。 第一封是: 刘伯承、徐向前和邓小平于3月11日给朱德、彭德怀的电报: “根据连日情报,屯留敌确仅数百,东进之敌千余,已经吾元镇回长治。判断敌人企图不明,在沿白晋路北进,似有乘弱攻高平模样。我们不应再停此不动。现黎城故仅三百余,城易攻入。我们转攻黎城,打潞城或涉县敌之增援。……如何请示。” 第二封是: 3月12日,朱、彭给刘、徐、邓的回电:“同意相机袭取黎城、潞城,占领东阳关,打击增援队。我们准于十四日到沁县以南之阎家沟、白家沟附近,请小平、向前来本部开会,伯承留部指挥。” 这两封电报,均由笔者抄自中央档案馆。笔者在这里还要顺便说明一下,经笔者查阅多封电报,当时129师师首长的排名顺序是,张浩担任政治委员时,顺序是“刘伯承、张浩、徐向前”;张浩回延安,邓小平接替政委后,顺序是“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 第三,神头岭伏击战的各级指挥员都是谁? (一)129师的总指挥应该是师长刘伯承。这在朱、彭3月12日的电报中,已经很明确了:“请小平、向前来本部开会,伯承留部指挥。”这里的“部”,即指八路军总部。 如前所说,刘伯承在制定作战方案之前,就偕同参谋长李达,带上在战斗中缴获的阎锡山部绘制的军用地图,亲自到神头岭勘察地形。据《李达参谋长》一书记载:“他(刘伯承)对上次缴获的军用地图不放心,就让李达带上几名参谋,带上军用地图,随他到神头岭一带观察地形。他们沿着地图上标绘的汽车路行进,走到神头岭时,看到汽车公路是蜿蜒地爬到岭上的。而这张地图上标绘的公路,却是从岭下绕过的。”刘师长拍了拍地图,打趣地说:“‘不知道绘图的人这段公路是怎么划的?我估计他可能没有到过这儿,来了个‘想当然’。如果我们也‘想当然’,不来看地形,按图索骥,纸上谈兵,把部队埋伏在山下,恐怕敌人的汽车已经从岭上过去了,我们还在山下傻等,甚至还可能挨鬼子的打哩!’”(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71页) 神头岭伏击战的作战方案,则是由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研究制定的;李达也参与了,并负责向第386旅和385旅传达师首长的意图。 此外,李达还亲自到黎城郊区侦察敌情。他回忆道:“我带着几位参谋,到黎城郊区去侦察敌情。那时,我们的民运组织在各地建立了侦察网和交通网,他们按期发回情报,一般是比较准确的。我们去后,和交通站取得了联系。这个交通站的同志说,几天前约有五百敌人由黎城开往潞城,估计黎城只有三百守军。我们又在一个荫蔽地观察了公路上日军车辆的来往情况,然后给刘师长发回电报。刘师长接到电报后,决心袭击黎城,以吸引潞城之敌出援,在神头村一带伏击敌援兵;并相机打击由涉县来援之敌。”(同上,第70页) (二)师部的指挥位置,是在固新镇。 据《一二九师阵中日记》所载:1938年“15/3叁于固新镇晴师直仍在原地休息”;“16/3肆于固新镇 晴师直于本日上午七日出发,经黄岩山、王家庄到达宋家庄宿营,此地距黎城约四十里地。”日记中的“师直”,是指师部;“15/3”系指3月15日;“叁”即星期三。以下均同(据笔者核对,3月15日应为星期二,16日应为星期三)。 (三)第386旅的指挥员,是旅长陈赓、副政治委员王新亭。 根据是由解放军出版社于1991年2月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一卷·抗日战争时期》。该部战史的记述是:第129师的“作战部署是:……以陈赓旅长、王新亭政治委员指挥第三八六旅(辖第七七一、第七七二及补充团)于神头岭设伏,歼灭由潞城来援之敌。” 战斗刚刚结束时,陈赓和王新亭联名给发来一封战报:“刘、徐、邓:在黎潞之间歼灭由潞城、长治增援的敌骑、步兵近千人,毙敌五百余,打死骡马四百余匹,俘日军十余名,弹药、军用品甚多,现正清查中,我伤亡约二百余人。陈、王 3.16” 这是关于神头岭伏击战最早的战报,对于研究此次战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希汉作为旅参谋长,也参与了指挥。 陈赓对神头岭伏击战的胜利,是非常兴奋的。李达在回忆录中写道:“扛着梭镖的战士们,战斗之前每个人都写了一个‘毛子枪换鬼子的三八式’的小条子挂在梭镖上。待他们从神头岭下来时,果然差不多都换上了三八式。走在队伍前边的陈赓同志,骑着缴获的东洋马,手里拿着日本指挥刀,喜形于色。他望着屋里、沟里、地里到处都有日寇遗尸、战利品和被风吹散的敌军文件,对同志们说:‘你们看,这纸张好像书画随风凌空飞舞,有如天女散花,庆祝我们的胜利!’”(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第74页) (三)指挥第769团的,是团长陈锡联。后晋升为第385旅副旅长、旅长。 (四)十几年前,有一部写许世友将军的传记,写传主担任386旅副旅长时,协助陈赓将军指挥了神头岭战斗,而且还写得绘声绘色。 据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战史第一卷·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82页),许世友是1939年1月22日才任386旅副旅长的。而神头岭战斗是1938年3月中旬。许到职时,神头岭战斗已经结束了近一年之久。可见,该书的作者并未查证史料,那些绘声绘色的情节是杜撰的。 第四,战斗之后的情况。 在战斗中,有几名缴械的日军士兵。这是很少见的。为体现优待俘虏的政策,129师为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战马,并派专人把他们送到了大后方。据说,这几名士兵后来经过教育,参加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 在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日军曾派出飞机、大炮和1000兵力,到神头村一带报复。他们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轰炸和炮击之后,才敢进入神头村。然而,他们并没有看到129师部队的影子,就气急败坏地用飞机、大炮和机枪向申家山轰炸、射击了一整天,并用汽车把战场上的遗体搬运回兵营。 386旅的梭镖,把日军吓破了胆,心有余悸。战斗之后,陈赓审问俘虏时,他们说:“我们什么武器都不怕,可就怕你们的长剑[指梭镖。笔者注]!” 第五,日军随军记者的亲历记。 在侥幸从神头岭伏击圈中逃脱的百余名日军中,有一名随军的《东亚日报》记者,叫作本多酒沼,他躲在一个窑洞里,成了漏网之鱼。他逃回之后,写了一篇题为《脱险记》的通讯,登在《东亚日报》上(文中的“()”是原文。“[]”内的字是笔者所加)。他写道:“神头村的战斗,是他[一二九师]。笔者注的典型战术。三月十六日午前九时,继续行军的真铜部队、粨谷部队、使尾部队,在这个村落[神头村]休息,是小休息,大约十五分钟的休息……正当先头部队要开始行进的时候,呼呼地飞来的子弹,轰轰隆隆地炸裂的迫击炮弹,沉重的、使人心里不愉快的连续的重机关枪响声,盖过来了。这是从警戒线的什么地方潜进来的啊!队长彼尾二郎中尉(秋田县人)立刻命令战斗部队展开。从道路向左右展开的部队,匆忙占领了两面的高地。但敌弹使你连喘气的时间也没有。敌人兵力约有一、二千,在前面高地的棱线上露出了脸,在左右高地上像‘蝼蛄’一样蠢动着,离我们不过一百五十米上下,连他们被憎恶的火焰燃烧着的神色,都可以清楚地看得出来。连一点掩护的东西都没有。部队在三方面都向着敌人。就在这时候,断然把指挥刀抽出来的极尾队长叫喊着:‘大家一块死的地方就在这里,好好地干吧!’他刚喊毕,挥着指挥刀站在前头,为指挥部队而前进了数步。敌人的迫击炮弹就在队长的头上爆炸了,重机关枪的子弹也向他集中射击,当场完成了壮烈的终结,队长完蛋了!这时,小山和成田相视无言,只是在眼睛的深处,射出绝望的光——除了死以外,再没有旁的什么。是死的地方!这两位同乡将校(同是青森县人),互相发誓奋战到最后。此后战斗继续了七个小时,唉,多么激烈的战斗啊!” “神头村的战斗,是他[一二九师]的典型战术。”这就是日军随军记者对神头岭伏击战所作的评价。有了这个评价,对于神头岭战斗的战例分析,就可以结束了。 〔责编 焦保红〕  贺龙生平简介   1896年—1969年,湖南省桑植县人。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曾任桑植县讨袁护国军民军总指挥。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等职。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和中共湘西前委书记,红二军团总指挥,红三军军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等职。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西北军政大学校长、西北军区司令员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1960年至1962年兼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党组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文革”中受迫害,1982年中共中央为其平反。是第一届、二届、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衣服可以穿破洗破,但别被人指破” ◎贺晓明 贺龙之女。1947年2月生于晋绥根据地。从1953年9月起先后就读于重庆西南人民小学、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1965年考入北京大学。2003年从华孚集团退休。 父亲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我用一辈子去体会,他说过—— “一个人能活一百岁也总要死去。今天死明天死反正都是要死,但死的意义不同。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表现在战场和法场上。在战场上要勇敢杀敌,拼一个你死我活。在法场上要杀要砍听便。临刑前的几秒钟还要高喊‘共产党万岁!’这才是一个有气节的共产党员。”这是父亲在1948年对干部战士的要求,也是他百战沙场几十年的体会,更是他面对未来任何情况下的决心。 由一个当年从湘西山区走出,赶马川东的小骡子客开始,父亲举旗兴军,讨袁护国,二十三岁就当上了团长,三十岁在攻打武汉的战役中成为威震八方的北伐名将,被武汉国民政府擢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但高官厚禄对于父亲贺龙来说远抵不上他对革命的向往。青年时期的父亲一直追随着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1926年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父亲毅然丢下国民政府军长一职,脱下皮鞋穿草鞋,把自己“不缺饷”的第二十军万余人队伍连同自己一起,交给了尚无任何武装力量的中共共产党,担任起义军总指挥,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成为我军的创始人之一。 记得1954年,我小学二年级。一天晚自习下课之后,我和一个同班同学一起回宿舍。他说:“晓明,你是不是贺龙的女儿呀?”我记得自己特别紧张:“你怎么知道的?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我妈妈说了不让我在外头说这些。” 事实上,一直到“文革”,我才知道父亲的职务到底是什么。我说,天呀,这官儿也太大了。 父亲一生刚强。他一生的脉络,完全和我们的党史、军史联系在一起。他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作为党员,   他满腔热血 在父亲看来,参加革命,绝不是为了谋财求官,而是要结束军阀混战,让普天下的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当年,蒋介石以五百万光洋,外加汉阳兵工厂和武汉卫戍司令的头衔,企图收买父亲,却丝毫动摇不得他那崇高的信仰和政治理想。他早已决心把自己的毕生奋斗都融入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他觉得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应该毫无保留地交给共产党、交给人民。作为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危难关头,就应该率先垂范,慷慨赴死。 父亲在世时很少会向人提及家乡。因此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当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27年南昌发动的起义,其骨干力量主要是父亲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而在父亲领导的这一万余人的队伍中,有三千人是来自父亲家乡的桑植子弟,更有相当一部分是家中的宗室亲朋。 起义失利后,这三千子弟兵几乎全军覆没,有的血洒南昌城头,有的牺牲在起义后南下作战的历次战斗中,父亲仅带回了八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一度陷入低潮,但这些依旧没有浇灭父亲与乡亲为国洒热血的激情。不到一个月,又有数千名桑植儿女加入红军,投身战斗中。 之后,无论是坚守湘鄂西、北上长征,还是在策马太行山的历次征战中,父亲作为一代元戎,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刚走下天安门城楼的父亲就直接率十八兵团等部在川北地区,歼敌八万余人。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赶赴成都地区,与邓小平、刘伯承同志一道,成功地组织了进军西藏、剿匪反霸和建设大西南的各项工作。   作为同志,   他重情重义 父亲与我们四个子女呆在一起的时候并不长,起先是因为解放后公事繁忙,后来是受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被软禁在山区里,致使我们流离失所。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忆起父亲最后那段日子便会流泪,说他的心里一直记挂着同志们。其实无需多说,我知道父亲就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 在他那叱咤风云、豪迈豁达的外在风貌的里层,有着一颗热得滚烫的心。这颗心十分博大,装着他热爱着的所有的人;这颗心又细得像针尖,体察得非常细微。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当他与所热爱的这一切隔绝的时候,这种情谊就更浓烈、更深沉了。 母亲后来回忆,自从和周总理断了联系以后,他谈起总理的时候便更多了。多少次,他怀着崇敬和爱戴的深情谈起周总理对他的关怀和教育,在他心里,他就是把总理看作是他革命的引路人。 1927年,在南昌起义的前夕,父亲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两人一见如故,倾心而谈,就是在周恩来同志启发下,父亲把枪连同自己一起交给了革命,毅然参加南昌起义,投身于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斗争。从那时起,周总理对他的关怀,与年俱增。当钻进党内的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的风刀霜剑逼来的时候,周总理又挺身而出保护!在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里,父亲慢慢对总理的深切怀念里,又添上了担心。报纸一来,便抢先翻看,看不到总理的消息,他的心情就不好;直到再看到总理活动的报道,他的眉头才能舒展。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他逝世之前。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他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报纸上一报道什么大的活动,他就戴上老花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了笑容。发现那个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然后,他就会对母亲说起这个人在战争年月的往事。每当这时候,他的眼睛微眯着,专注地盯着名单,话音里透出了深深的依恋和怀念。而且,几乎每一次总要加上一句:“要是能出去,替他说上句话就好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父亲在这样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中度过。在他的心窝里,对同志、对战友的爱像浪涛一样汹涌翻滚。甚至在被软禁的一天夜里,听到了雨声,他都会嘱咐母亲让哨兵呆在走廊中,直至确定哨兵未淋着雨,这才安然入睡。   作为“贺龙”,   他是关怀身边所有孩子的好父亲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父亲历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事实上,一直到“文革”,我才知道父亲的职务到底是什么,这官衔究竟有多大。对我而言,“贺龙”这个名字,代表了“父亲”的含义。而“贺龙”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又超越了一个普通父亲所能做的。 在延安,有个干部,级别很高,生孩子太多,养不起了,他就想办法要送到老乡家。结果无意中被父亲碰上,只好直说。父亲说,你们家里有困难,跟我说呀,怎么能送走呢。直到如今还有人说,当初要不是你父亲,我姐姐就没了。他事无巨细。连跟着他很多年的警卫员都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推荐到学校学习去了,现在都是高级退休将领了。看谁的鞋破了,父亲就会把自己的皮鞋送给人家。不管大事小事,人们都说找贺老总吧,找他准有结果,不会说找他白找,都给解决问题。 记得上中学那会儿,每到暑假,父亲会经常关心我和哥哥的同学是不是放假都回家了。并要求我们邀请一些父母都是烈士的同学上家里来,一起吃饭,一起玩。临走前父亲还不忘嘱咐他们每周六再来。受父亲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们对生活有着明确的信仰:团结、勇敢,还有好胜。   作为父亲,   他讲究规矩 诚实,勇敢,有爱心,是父亲的做人标准。在任何情况下,要先学会怎么做人自然就懂得怎么做事,这就是贺家祖祖辈辈留给后人的财富。他有一次问我,你的衣服是怎么破的呀?我说是穿破的,洗破的。他说对呀,可以穿破洗破,千万不要被人们指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现在回想起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我用一辈子去体会。做国家体委主任时,他就跟运动员说:“你们可以输球,但不能输人。”他很少和我们讲大课,总是通过一些小事来教育我们。 父亲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他说话从来没有第二遍,他要树立规矩。比如吃饭的位置都是固定的,吃多少盛多少,一定要吃干净,饭粒难免会落在桌子上,就捡起来吃。为什么呢?因为他带头捡的,我们就学他,我们也就这么吃。他很讨厌浪费的行为,特别节俭。他说,把你们送到乡下,住个三年,让你们知道爱惜粮食。中华民族的特点是勤劳勇敢,再富裕也经不起“糟”,他知足,有感恩的心。 我上学时,每个星期家里只给五角钱,其中二角五分是回学校的钱,在口袋里揣一个星期,回家的时候再花二角五分,一共就这么多钱。没有汽车接和送。除了车费,其他的都是供给制。那个时候的孩子感情特别深,一直到现在感觉都特别的好。困难时期,我们学校的孩子特别多,北京军区农场挤的牛奶就一桶一桶拉到学校,说困难时期也不能饿着孩子,就对我们还是尽量的照顾。虽然学校也让我们去体会艰难,一个小孩带一个小包包,教我们去认地上的马齿苋——是一种野菜。大家都在比,看谁捡的马齿苋送到食堂多。食堂师傅就做好菜,给我们吃,培养我们吃苦的精神。我们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哥哥考清华大学,第一年落榜了。规则就是规则,没有其他的,这也是做人的道理。爸爸没有动用权力,也没批评他,就是鼓励他。于是,哥哥又准备了一年,第二年自己考上了。我们总是觉得父亲对哥哥太严厉了,记得他小学时,踢球把腿弄断了,那才有车接车送,但这车也不是父亲的公车,而是到大街上找了一辆三轮车,包了一个月,每天早上到家里接。公私分明,规矩从来不会改变。   作为丈夫,   他的爱平凡而深厚 1942年,46岁的父亲已是西北军区赫赫有名的司令员,而母亲只是延安县的组织部长。那一年他们相识,第二年便结了婚。父亲母亲的感情一直很好,携手走过的二十七年,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再到十年动乱,丝毫没有因为相差二十岁的年龄而存在隔阂。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外交非常主动,主动出访周边国家,父亲的出访频繁起来。往来多了以后,像泰国、缅甸这些关系特别好。有一次父亲要接访,就让母亲打扮一下一起去。那时没有化妆品,母亲把火柴吹灭,就作眉笔。好衣服一般也买不到,需要去友谊商店买出国特供商品。母亲不是一个好打扮的人,平时就是穿军装。为了见外宾,要拾掇,要穿旗袍,穿丝袜,母亲直喊累。但这一打扮上还真漂亮,当时父亲的眼睛也亮了。他也不讲出来,但从眼神上可以看出来,他欣赏呢。 平常的日子里,父母经常在家做饭,但两个人一说这么做一说那么做,只好两人各做一锅,看谁的先吃完。当然,不用说总是母亲的那锅先吃完。两人散步的时候,父亲走得快,母亲走得慢,经常是这样,父亲对我说:“晓明,去看看你妈妈,妈妈走得慢,去陪陪妈妈。”诸如这样的小事很多很多,谁说父母之间这份平凡而又深厚的爱不令人感动! 被关在山村里那几年母亲一直陪着父亲,三年监狱生活,母亲是唯一一个看着父亲经历这段痛苦的人。这是很难受的,但是她却坚持了下来。“文革”之后,母亲一力承担,坚持要为父亲平反,将骨灰找回,恢复名誉,这些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把骨灰安葬之后,母亲就坚持写汇报,给中央写信。那时候我们都在身边,没有电脑,我们看着她一字一笔地写。后来,母亲写出来后影响十分大,社会舆论迫使着不得不调查父亲的死亡原因,最终才恢复了父亲的名誉。如果没有母亲当年的坚持,可能后来会有人查,但那些证据可能就没法再找到了,若非母亲这汇报做铺衬,平反可能也没这么顺利。父亲的死亡原因最后成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的第十三条,这都是母亲的功劳。 母亲将其人生最后的力气都贡献在了这里,她对父亲的感情至深至真。我曾经开玩笑地说:“妈,你就一天没消停过,没过好日子。”她却笑着回答:“怎么没过好日子,过了。” 一个女人能为一个男人坚持四十年,这份爱自然是很深厚的。而很多年后看到母亲写的《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后,我体会到,这份爱中包含的早已超越了一般儿女情长,其中包含着同志间的敬重、患难时的相惜、离别时的痛苦、回忆时的心酸,又岂能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爱”字来概括的! 2009年的3月是我的父亲——贺龙元帅诞辰一百一十三周年的纪念日。他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一生的,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条铁铮铮的硬汉。 〔责编 崔利民〕  左权烈士生平简介 左权(1905年—1942年)湖南省醴陵县人,中共党员。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新十二军军长、红五军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中革军委一局局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并参与指挥强渡大渡河范战斗”。 在父亲最后殉国的地点左权县麻田十字岭,我站在高高的山顶上,俯瞰太行群山,那悲壮惨烈的最后一仗仿佛电影画面般在我脑海闪现。 1942年5月,在太行山扫荡多次,一直没有找到八路军总部的日军,抽出精兵,经过特殊训练,组成专门刺杀总部首长、捣乱我首脑机关的“特别挺进杀人队”,化装成八路军,夜行晓宿,偷袭我总部驻地。这次日军集结了三万多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战术。父亲和彭副总司令慎重商量后,决定八路军主力立即转移到外线,准备“反扫荡”作战。转移中,被日军飞机发现,情况十分危急。彭副总司令、总部和北方局及党校由父亲率领向西北方向突围。父亲一边命令部队凭借有利地形坚决阻击敌人,一边让警卫部队掩护彭总突围,自己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继续指挥总部机关人员转移。 当大部分人冲过山口,他检查队伍时发现搬运机要文件箱的同志没有跟上,立即命令身边警卫员转回去找,保证文件安全运出。警卫连长一再恳请父亲尽快离开,他镇定地说:“我不能离开战斗岗位,硝烟激战中的十字岭不能没有我。”就在几千人即将转危为安的时刻,一颗炮弹袭来,父亲高声呼喊着:“同志们,卧倒!”八路军总部突围成功,使日军费尽心机策划的作战计划落空,“铁壁合围”的战术破产了,父亲却倒在了还有几步即可翻过的山梁上。 初夏的十字岭,漫山遍野盛开着的全都是白色的野山花,我摘了一大捧白花,恭恭敬敬地献在父亲纪念亭的石碑前,表示对父亲最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缅怀。 这是浸透了父亲鲜血的土地,我在山顶独自漫步,仿佛父亲就在我身边。他与太行山融为一体,化成一座捍卫祖国河山的铁壁铜墙。 〔责编 书广〕  促美通过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延续祖父冯玉祥的精神呐喊—— 冯丹龙的凡与不凡 ◎刘 璐 张 晶 在美国国会山不卑不亢 2000年5月5日,上午10:20。美国华盛顿国会山。H—137房间坐满了议员代表。一位中国女子走上演讲台。她身穿米色格子套裙,庄重大方,流利的英语令她表达自如。她正是冯丹龙。 当时,中国尚未加入WTO。美国白宫与国会之间,就是否给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展开了激烈争论。由于结果关系到美国制药业在中国的发展,美国制药研究及生产协会(简称PHRMA)的负责人之一白文东,便找到了全球最大研发型制药公司——辉瑞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冯丹龙,希望她可以赴美演讲,游说议员。 能促进中美经贸合作,这是多好的事!5月3日刚到华盛顿,她便接到了母亲余华心的电话:“丹龙,你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1948年,你爷爷为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在华盛顿国会山上发传单、资料,作演讲。50多年过去了,同样在国会山,你又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去美国演讲。我相信你会做好的!”这通电话给了冯丹龙鼓励,也让她感到了肩上的责任重大。 当时,美国国会的议员提出了不少疑问。一位对PNTR问题持反对意见的议员问:“在中国,上因特网要受限制吧?”冯丹龙响亮的回答:“我在中国的办公条件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几周前,我还在北京的办公室中,通过百老汇的站点预订了戏票。” 会场一片惊叹声。但还有人不相信在中国能上网。一位议员提出:“你能说出百老汇订票站点的网址吗?”冯丹龙一字不差回答了。 冯丹龙的不卑不亢,尽显“将门之后”的气度。演讲结束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作为唯一一名来自中国的女性代表,冯丹龙的演讲被几名议员评价为“非常有价值”。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最终,美国国会以237票对197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 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生 回忆这次为促进中美经贸合作所作的演讲,冯丹龙说:“我讲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学毕业后插队下农村,当护士、工人,后来考上大学、留美接受MBA教育,后来成为外企的高管……她的故事见证了改革开放,也让美国人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 冯丹龙出生于青岛,父亲冯洪达是冯玉祥将军与建国后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所育的最小的儿子。打小,她就过着普通人的生活。1976年,刚参加工作的冯丹龙被派到烟台地区医院做了3年护士。恢复高考后,1981年,她考上了山东大学英美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大学毕业后,她来到大连理工大学,成了首个中美MBA项目预备班的英文老师。通过几个月的恶补,她这个没学过高等数学的文科生竟然考上了MBA。 1986年6月,冯丹龙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商学院攻读MBA。1988年底,国内正值留学热潮的兴起,冯丹龙却选择回国。 延续祖父的精神呐喊 1989年底,《大连日报》上的一则英文招聘广告吸引了冯丹龙的注意,而她的留美经历、MBA学历,正符合招聘方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的期待。于是1990年初,冯丹龙成为了辉瑞中国的首位员工。至今,冯丹龙从总经理执行秘书一路上升到企业事务部总监。 由于工作出色,冯丹龙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1999年辉瑞公司的年度报告中。她的努力与胆识吸引了PHRMA负责人白文东的注意,于是就有了2000年那次演讲。 历史给了冯丹龙延续祖父的呐喊、维护国家利益的机会后,又委以她新的重任——如今她是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2008年第一次参政议政时,她就提出了“在上海人大网站上加入英文版”的建议。建议被采纳后,在2009年上海市第十三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她又领衔提出了《关于实现“无烟世博”,尽快制定上海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地方性法规的议案》,议案最终也被采纳并实施。 目前在公司,冯丹龙还负责慈善捐赠的项目。在冯丹龙看来,“行善并非富人的专利,善举的源泉更重要的是来自精神。” 1948年,冯玉祥立下遗嘱:“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交给李德全夫人……至于我的几个孩子,只要他们能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建国初期,李德全把遗产和房产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现在,冯玉祥的后代们也如他所期,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爷爷的这份生命留言,是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冯丹龙深情地说。 〔责编 佳火〕    编者按:2011年12月20日,20多位开国将帅的子女及代表在晋城集结,他们踏着父辈的足迹,前来祝贺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的成立。在他们下榻的金辇大酒店,陈赓将军之子陈知建、黄克诚将军之子黄煦、徐海东将军之女徐文惠、滕代远之子滕久昕、刘伯承元帅子女莅会代表张明金、贺龙元帅侄孙贺兴洲、粟裕将军的秘书朱楹将军、开国少将王恩田分别接受了太行日报记者的采访。从他们深情的讲述中,我们触摸着历史的脉动;感受着当年革命先辈们的丰功伟绩以及与太行太岳老区人民结下的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 太行太岳精神是军民共同谱写 讲述人:陈知建 整理人:李广瀚 讲述人档案   陈知建:陈赓之子,原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北京太岳精神研究会会长。 “太行太岳精神,是由太行太岳区军民在战争年代共同谱写的。”陈知建说。陈知建为原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北京太岳精神研究会会长,他是陈赓将军的儿子。 在采访中,陈知建回顾了父亲与太岳军区之间的深厚感情,并谈出了自己对太行太岳精神的理解和继续发扬太行太岳精神的重要意义。 最崇拜的人就是父亲 陈赓大将的经历,可以说是从士兵到将军的成长史。对陈知建来说,父亲陈赓是他最崇拜的人,陈知建常说:“要评价父亲,我不够资格。”但是作为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也有点体会。陈知建说:“过去我当过一个中级指挥员,从指挥员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父亲有一个非常完美的、非常理想的、非常令人羡慕的经历。” 在陈知建看来,陈赓大将有当士兵的基础,而且是一个有实战经验的士兵,在入党之前,曾经在湘军当过四年兵,由二等兵四年升到了上士,当文书,把士兵的军衔都走了一遍。参加革命以后,又受了党的派遣,到了黄埔军校,接受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基层军官的正规教育。这样的经历在红军指挥员里面是不多的。同时,陈赓自己又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读过私塾,东山学堂上过学,还读过函授的师范,还懂点外文,曾经和毛主席一起上过学。“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文化、有理想的人。”陈知建说。 1922年,在毛主席的影响下,陈赓在长沙入党。另外,黄埔军校的学习也很特殊,是一边打仗一边学习,既在课堂上学习战争,又在战斗中学习战争。这个经历让陈赓大将成长很快。陈知建认为,他在军事生涯中能够有所作为,与他的这些经历是分不开的。 陈知建说:“两党的领袖都喜欢父亲,他当过三年团长,十年师长,五年军长,都是打出来的。他负过六次伤,中过六次毒气。他打过国民党的主力、地方团队,也打过土匪,和日、美、法等外军也打过仗……还有四年的地下斗争工作经验。” 谈到父亲对自己的教育,陈知建说:“我父亲教育我们不像很多朋友想象的坐在高高的土堆上面听爸爸讲那过去的事情,没有过。他基本上是身教重于言教,有时候实在淘气过火了,我也挨顿揍。” 在陈知建的记忆中,陈赓一直是在潜移默化地对孩子们进行影响。“因为那会儿我们小,父亲去世时我还不到十六岁,怎么可能和我们谈作战,谈党性,那是不可能的事。”陈知建说。陈知建认为,自己的成长受陈氏宗族家风的影响比较大。从清朝开始算起,到陈知建的儿子这一代,陈家五代从戎,长辈中有清朝的一品武将、二品武将,到陈赓大将这一辈全都是当兵的,到陈知建自己这一代,也都当过兵或者一直当到离退休。 陈赓大将情系太岳 在陈知建的记忆中,陈赓将军对太行太岳的感情十分深刻,却始终没有机会再回太岳军区。 陈知建说:“父亲在太岳军区战斗生活了十年之久,对这里的老百姓有着很深的感情。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父亲始终没有机会再回太岳军区。” 新中国成立时,陈赓正在解放云南的战场上,后又参加了援越抗法作战,接着是抗美援朝,然后又把精力投入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父亲太忙,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更别说回太岳军区再看一看了。”陈知建说,“直到最后,由于过度劳累,心脏出了问题。” 据陈知建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只有一次有机会重回太岳军区,那也是父亲距离太岳军区最近的一次。当时陈赓到了太原,就想回太岳军区再看看,但他的心脏病已经比较严重了,看到他准备回太岳军区时的激动情绪,病情加重,医生极力制止了他。 重回太岳,陈赓的情绪为什么会这样激动?陈知建说:“一是生活战斗了十年的感情,还有就是父亲对老区一直怀有愧疚之情。”据陈知建回忆,每次战斗结束,陈赓的心情都不好,因为打仗就意味着要有牺牲,看着战士们倒在战场上,陈赓都会很心痛。躺在病床上,陈赓多次对家人说:“不回去也罢,回去之后如果老太太跟我要儿子,妇女们跟我要丈夫,孩子们跟我要父亲,我该如何面对?” 太行太岳精神是军民共同谱写 在陈知建看来,太行太岳精神就是长征精神和山西决死精神的结合,当时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太行太岳精神得到了充分发扬,这也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 对于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的成立,陈知建很支持。他认为成立研究会很有必要,而且在山西搞这样的研究会最合适。他说:“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每来一次,我们的灵魂就被清洗一次。产生于这里,由军民共同谱写的太行太岳精神很值得研究和挖掘。” 陈知建说:“从表面上看,太行太岳精神产生于抗日战争时期,似乎与现阶段中国发展没有关系,但从实质上来讲,对太行太岳精神的研究,是对革命传统的一次总结和提炼,而我们的革命传统就是共产党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法宝,这个传统同样适合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陈知建认为,通过对太行太岳精神的研究,从中总结出理性的东西,就可以和现在一些消极的风潮做对抗,用正确的声音来和一些“奇谈怪论”对抗。陈知建说:“希望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少一些形式上的东两,多做点实际工作,把太行太岳精神整理成一些通俗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让太行太岳精神更好地传承和发扬。” 〔责编 佳火〕  粟裕将军是我一生的楷模 讲述人:朱 楹 整理人:常敏丽   讲述人档案   朱楹:1931年生,山西省太谷县人,是粟裕诸多秘书里军衔最高的一位,为少将。《粟裕传》的主要作者。 80岁高龄的朱楹,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见到记者非常热情。 记者一说明自己的来意,老将军马上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我是从1973年开始在粟裕将军身边工作的,直到1984年将军去世我都没离开过这个岗位。” “我本人虽是山西人,但在山西的时间不长,在西北西南时间更多,印象中粟裕来过两次山西,但没有在山西战斗过。可是对山西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比较了解。抗日战争时间,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都在山西,山西的老百姓为抗日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朱楹说。 1973年上半年,粟裕将军第一次来山西,当时朱楹并没有陪同。第二次是1977年,由朱楹陪同前往大寨参观。 “粟裕是军人出身,虽是和平年代,可对国际形势时刻警惕。”朱楹介绍说。粟裕第一次到山西,对太原以北地形做了勘察,以防北边外敌入侵,回到中央就写了一个关于太原以北方位预防外敌入侵的报告。第二次对太原以东,石家庄周围地形进行勘察,回到中央又写了如何建成华北地区堡垒地带的防御报告。 “虽然在老将军身边十多年,可真正了解将军却是在他去世后通过走访追寻将军当年足迹,写《粟裕传》时才深刻了解了他。”朱楹说:“粟裕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更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朱楹给记者讲述了粟裕三次辞帅的故事。 第一次发生在1945年10月,中央任命粟裕为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为副司令员,可是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张鼎丞任新四军二支队司令员时,粟裕为副司令员,而且粟裕认为张鼎丞在很多方面都优于自己,若张任司令员,自己任副职,协助张鼎丞工作,会更有利于党的事业。为此,他再三恳请中央改任,最后中央接受了他的请求,重新作了任命。 第二次发生在1948年5月,陈毅同志调中原工作,中央决定华东野战军由粟裕领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粟裕坚持认为陈毅是华野众望所归的统帅,陈毅继续担任华野领导更为合适。经他一再恳请,中央决定陈毅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不在位期间,其职务由粟裕代理。 1955年的军衔制,特别是将军以上级别的授衔,的确有些令毛泽东为难。 张爱萍之子张胜说,当过一把手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最复杂的莫过于人事问题了。“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并不是简单地看功劳和能力的,离不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人际关系以及各个方面平衡的需要。这也许会是个令人尴尬的话题。” 毛泽东也很清楚,出于各种考虑与需要,授衔的确未必能做到绝对一碗水端平。1956年9月,他曾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元帅授衔公开的标准只有两条,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通俗一点说,就是资历或者战功两个标准。 这里的“或”字(并非“和”字)十分关键,就是说,“资历”或“战功”两个条件中任意一条即可。 按这一标准,粟裕一生征战以及指挥华东野战军(即战役军团)创造的辉煌战绩,就完全符合“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一条。 针对个别抱怨的将领,毛泽东亲自出面,严肃地批评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最高统帅发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当然就没人敢公开发牢骚了,不过腹诽的不免也有。玉皇大帝尚且有人心里嘀咕,鲁迅就说过:“我对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 好在罗荣桓这个总政治部主任提出辞帅,及时做出了表率。总参谋长粟裕也主动请求降衔,不做元帅,又树立了一个高风亮节的标杆。 毛泽东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是他的贴身“影子”,后来多次回忆说,在中南海颐年堂,中央书记处曾谈过粟裕的军衔。 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 周恩来说粟裕已请求辞帅。毛泽东当然也知道,又感慨地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 “粟裕将军一生高风亮节,胸怀宽阔,是位仁义将军,也是我一生追随的楷模 ”朱楹动情地说。 〔责编 松峰〕  回忆太行往事 情牵晋城大地 讲述人:王恩田 整理人:陈马利 十二月的晋城有些冷,时不时一袭寒风吹彻心骨,抑或一夜冰封万里皑皑。这个严冬似乎打消了许多人出门的欲望,却没能阻挡一位老人从北京千里迢迢赶来晋城大地。 这位老人名叫王恩田,海军少将,原海军装备部订货部副部长,1925年出生,曾荣获二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奖章等,参加过1953年国庆阅兵方阵。在2009年六十周年国庆阅兵中,这位为建立新中国立下功勋的老战士与其他十余位老兵站在游行彩车上,面向天安门城楼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致以庄严的军礼,代表无数革命英雄向人民致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在太行山区辗转十余年,对凤城大地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次应邀参加在我市举行的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成立仪式。 2011年12月19日下午,在金辇大酒店内,记者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拜访了这位老将军王恩田。 晋城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王恩田将军精神矍铄,聊起自己的军旅生涯,像个孩子似地兴奋不已,滔滔不绝。王恩田老人说,晋城就是他的第二故乡,看到现如今这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王恩田出生在河南濮阳,十三四岁的时候就离家一路辗转来到太行山参加了八路军,1942年,跟随第二批“南进之队”来到晋城。“当时周希汉是司令,我是宣传队的队员。我们的旅部和团部就驻扎在十河,那时候佛头山上有一支日本小队、一支伪军中队。我们就和他们打游击战。”说起打鬼子的事,王恩田显得既激动又自豪。“我们贯彻的是毛主席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思想,和鬼子们周旋。打仗就跟做生意一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干。”王恩田回忆,有一次他们团用600多人围住了日本鬼子,结果250个日本鬼子活捉了8个其余全被歼灭,而他们只伤亡了50人。“这就是赚钱的生意,刘老(伯承)鼓励我们多打这些仗。”王恩田笑着说。 当老人得知记者是阳城人,王恩田便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拿出厚厚的一本山西省地图集,翻到阳城那一页,记者发现在润城、横河这样的地名上都标有小红旗。王恩田告诉记者,这些都是当年他们部队驻扎过的地方,而他在那些地方都曾演过京剧,像《打渔杀家》、《黄鹤楼》这样的经典节目都演,十里八乡的群众都来看他们演出。表演结束后就动员当地的老百姓参军,当时有很多群众参加了八路军。 晋城为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 “晋城为我国培养了很多战斗英雄,确实是为我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王恩田告诉记者,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代表中,有一位年仅22岁的特级战斗英雄,他的名字叫卫小堂,就出生在泽州县山河镇李河村横岭。“这位晋城小伙是闻名全国全军的著名战斗英雄。战争年代,他先后参加了上党、闻夏、强渡黄河、洛阳、淮海、渡江、滇南等著名战役,为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在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教导员、营长、副团长、副师长而升任军副参谋。”王恩田接着说道,“还有一位14军某部参谋长的张秀明,也是泽州县的,还有1955年就授予少将军衔的阎捷三,也是泽州县南村镇的……”说起晋城的革命英雄,老人如数家珍,十分兴奋。 “在抗日战争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同志在咱们晋城组建了华北军政干校,同样为我党培养了很多好党员、好干部。所以说晋城是个革命城也是个文化名城。”据王恩田讲,原国家劳动总局劳动力局局长,也是他的老朋友范离同志就是从这所学校走山来的杰出代表,此外还有张入梅、赵晓祥等一批军政领导干部。 愿太行太岳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回忆完自己的戎马生涯和晋城老朋友后,谈到大行太岳革命精神,王恩田用叶剑英元帅赞陈赓大将的一首诗做了总结:“不计浮名不畏难,从无艰险落君前。平生嫉恶如仇寇,湖海元龙继祖先。”王恩田说:“不计浮名不畏难,鞠躬尽瘁,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一切正是太行太岳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王恩田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他来晋城为的是重温太行山区抗战的历史,和我们说说那段往事,是他的责任,同时也是他自己学习的机会。“愿太行太岳精神永远传承下去。”最后老人用这样殷切的希望结束了采访。 〔责编 茂林〕  与爷爷一起生活受益一生 讲述人:贺兴洲 整理人:闫妮莎   讲述人档案   贺兴洲:贺龙侄孙,生于1942年1月,全国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提起贺龙元帅,人们总会联想到那位百战沙场的英雄:他两把菜刀闹革命,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然而,在对后人的教育方式上,贺龙却从不打骂,而是循循善诱地进行引导。昨天上午,记者见到了贺龙元帅的侄孙贺兴洲,当他聊起自己的爷爷时,句句都透露出对贺龙元帅的崇拜与思念之情。 1954年,贺兴洲从老家到北京与贺龙一起生活,爷爷的教育让他受益一生。“如今,爷爷已经离开四十多年了,但他的教导时刻铭记心间。”贺兴洲说,爷爷工作很忙,平常只有午饭晚饭时间一家人才能聚在一起,这时贺龙就会教育后辈们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 “一个是做人要正派,要有积极的进步目标,再一个就是要我们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建设国家。”贺兴洲回忆说,贺龙元帅虽然参加革命早,但因历史原因,申请了十几次最后才入党,亲身经历让贺龙对后辈们在思想上的要求更加严格,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要他们积极入队、入团、入党。 “爷爷还常说,他们那代人是打江山的,而我们是要搞国家建设的,所以现在就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贺兴洲说。每逢假期,贺龙元帅都会专门请教师为后辈们做课后辅导。在贺龙的督促下,贺家的后辈们都取得了不错的学习成绩,贺兴洲就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是爷爷给我拿的主意。爷爷希望我们都能学习技术,掌握一门真本事,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叔叔贺鹏飞也听从爷爷学习了机械。这不仅是爷爷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科技救国的强烈愿望。”贺兴洲说,贺龙还从不允许后辈以他的名义向学校、组织上要求特殊的照顾和待遇。 在贺兴洲眼中,爷爷虽然对后辈们要求严格,但在接受爷爷教育时,却从不感觉害怕,还很亲切。“因为爷爷不是用打骂的方式,而是循循善诱地进行引导,要求我们做到的,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贺兴洲说,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己在对儿女的教育时也获益匪浅。 “对党的忠诚,时刻为人民服务,对理想信念的忠贞不移,是战争年代革命家创造出的优良传统。太行、太岳精神也是这样,革命精神都是相通相融的。”贺兴洲对记者说,挖掘和弘扬太行、太岳精神,是很好的传承。要在缅怀这些为革命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共和国将帅的同时,传承革命故事,弘扬革命理想,激励后人学习这种革命精神和崇高品质。 〔责编 晓太〕  自我牺牲 自我奉献就是太行、太岳精神 讲述人:张明金 整理人:段素萍 讲述人档案 张明金:刘伯承子女莅会代表,军事科学院正师职研究员,大校,军事科学院刘伯承课题组组长,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原主编。 12月20日,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正式成立,作为革命老区的后代,记者走近刘伯承课题研究组组长、刘伯承元帅子女莅会代表张明金教授,希望通过他了解刘伯承元帅曾在这片热土上发生过的故事。 “我是刘帅子女的代表。本来刘帅的长子刘太行是要来的,但明年是刘伯承元帅诞辰120年,刘伯承的长子刘太行得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时间有冲突,只好委托我来了,并一再说虽然他人不能来,但对太行老区一直挂念在心。”刚一见面,张明金教授一番干脆利落的自报家门,颇有军人风范。 一生挂念老区,给儿子取名叫太行 他告诉记者,刘伯承一生低调严谨,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淡泊名利。对太行老区还是有很深的感情,这一点从刘伯承长子刘太行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 1939年3月,刘伯承的长子在山西辽县(现左权县)出生。出生时刘伯承不在妻子汪荣华身边,便给她写了封信,信里给儿子取名“太行”。“汪荣华觉得不好听,不大同意,为此刘伯承还专门给她解释:按照家谱,儿子是太字辈,又恰巧生在太行山,取名‘太行’合情合景。这才把这事定了下来。”张明金对记者说。 刘太行出生后,由于母亲的身体不太好,奶水不足,就在当地给他找了个奶妈。“当时,老百姓要是给八路办事,被日本人知道了是要被杀头。这个奶妈冒着杀头的危险,把刘太行喂得白白胖胖。”后来这事不知怎么就被汉奸发现,逼得奶妈一家当地待不下去,只好远走他乡。 “对太行老区的感情,刘太行也是无法割舍。”张明金说,2000年时,刘太行曾经通过媒体,希望找到这位奶妈。结果一下子来了四五位当事人或后人。事情的始末说得都和当时的情景差不多。这让刘太行为了难。经过调查,这些人都喂养过革命战士的后代。刘太行一拍大腿说:“她们都喂养过革命后代,她们都是我的奶妈——‘太行奶妈’。” 6个子女个个优秀,全部遵照父亲的指示选择“科技报国”。 张明金告诉记者,刘伯承的6个子女没有人从商、从政,全部都是遵照父亲的指示选择“科技报国”,全部从军,个个优秀。长子刘太行、次女刘弥群都是哈尔滨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都曾担任过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一职,并且刘弥群还是我军空军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长女刘解先、三女刘雁翎都是我军非常优秀的医学专家;次子刘太蒙,曾任总参部参谋;三子刘太迟,任空军司令部装备部副部长。说到这里,张明金给记者讲了个小故事:刘伯承的大女儿刘解先小时候很有绘画天分,油画画得非常好,高考的时候很想报美术学院,后来问刘伯承意见时,刘伯承对她说:“与艺术家相比,国家更需要的是科技人才。如果要我帮你选择,我建议你还是选择当科学家吧。”后来在刘伯承的授意下刘解先报考了医学专业,最后成为我军非常优秀的医学专家。 “刘帅一生严谨守时,定好的时间晚一秒钟都不行。”和所有成长在战火中的将帅子女一样,刘帅与子女也是长期分离,但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子女们的要求。有一次大家约好第二天早晨8点到公园游玩,结果其中一个孩子因换衣服晚了一小会儿,等他赶到门口的时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汽车绝尘而去。“刘帅子女全部继承了他严谨、守时的作风。在我看来,他们事业上取得的成功,主要是靠自己的奋斗,和‘刘伯承子女’这一称谓关系并不大。” 太行精神就是 自我牺牲、自我奉献 “刘帅是晚清的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和军阀混战,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有“川中名将”的美誉。他为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放弃厚禄,最终走上革命道路。”张明金告诉记者刘伯承的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善于出奇制胜,以神机妙算、足智多谋著称。朱德元帅曾赞誉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陈毅元帅留下过“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的名句。邓小平同志曾评价他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大贡献的。面对荣誉和功劳,他本人生前曾谦逊地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两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然而,正当刘帅呕心沥血地为军事教育而工作时,遭受了不白之冤!”张明金介绍说,1958年夏天,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斗到了这位六十六岁的老元帅头上。七月的一天,高烧三十九度的刘帅被召回京,在怀仁堂千人大会上作检讨。此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老元帅失去了战争胜利带来的愉快,经常缄默不语。 “这十年的时间里,刘帅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党的事。从参加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遭受不白之冤,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的精神,贯穿了刘帅的一生。”张明金介绍说,抗日战争时期晋城属太行、大岳腹地,是主要的战区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补给基地,朱德、徐向前、刘伯承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都在此战斗过,有很多历史可以挖掘,很多东西值得宣传。这次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成立是个非常好的事,应该有这样一个平台集中人力、集中专家,专门研究抗日根据地的历史,让大家牢记历史。“抗日战争时期这里的老百姓冒着杀头的危险,饿着肚子把有限的粮食都奉献了出来。解放战争中,不少太行子弟告别父母、兄弟、妻儿,背井离乡跟着刘帅转战大江南北。这种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的精神,在我看来就是太行太岳精神。” 〔责编 佳火〕  三次重走父亲的路,感悟太行太岳精神 讲述人:徐文惠 整理人:赵明德 讲述人档案 徐文惠:开国大将徐海东之女。1939年5月出生于延安。196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工作。 “我这是第三次来晋城,也是第三次重走父亲的路。”在金辇大酒店,大将徐海东的女儿徐文惠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今年72岁高龄的她声音洪亮、思维清晰,她说每次到这里,对太行太岳精神都有更深一步的理解。 奔波3年给父亲拍纪录片 “父亲从不恃功自傲。为节约用水,他吩咐工作人员不要将他的洗澡水放掉,而是用来冲厕所。他吃剩的饭菜从来不许倒掉,而是让厨师妥善保管,下顿热热再吃。”徐文惠说,父亲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绝对不允许他们在外面说自己是徐海东的孩子。他也从不向子女讲述自己的经历,他常说唯一能给子女的就是培养他们读书、学本事,将来用自己的双手,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 对于父亲,徐文惠是既崇敬又陌生,他的一生究竟参与了哪些战斗,立了多少功劳,作为女儿却知之甚少。为了了解自己的父亲,从1998年开始,年近60岁的徐文惠历时3年多,奔波19个省、市,重走徐海东的战斗足迹,采访革命老前辈,录制了400多盘录像带,最终制作成5集文献电视纪录片《大将徐海东》。当时,还有一家文化公司主动出资500万元,想购买这部纪录片,被徐文惠拒绝了。 “这是我第一次重走父亲的路。”徐文惠说,由于日程紧张,当时她在阳城县町店镇的采访有些匆忙,只了解到与“平型关大捷”齐名的“町店战斗”中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1938年7月3日中午,徐海东与黄克诚率领八路军115师344旅,经过町店镇境内的一条河附近时,发现有一个日军汽车队在河边休息,不少日军跑到河里洗澡。徐海东马上通过电报向朱德总司令进行了汇报,但当时朱总司令并未批准他们发起进攻。考虑到战机难得,徐海东还是下令发起进攻,敌人架在河边的枪支,几乎都被我军夺取,河里的日军也被全部歼灭。“当时,还有当地的一支晋豫边区游击队参与了战斗。”徐文惠说,由于敌军武器精良,这场战斗危险性极大,当地游击队仍然敢于配合八路军歼灭敌人,印证了当时军民抗日必胜的信心,这也是太行太岳的精神所在。 从军民鱼水情体会太行太岳精神 2008年,受町店镇政府的邀请,徐文惠第二次来到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她参观了位于苏家岭村的指挥部旧址,看了看父亲曾经住过的老房子。 “町店战斗指挥部旧址是座典型的北方民居,现在已破败不堪,只是在入门上还挂着‘八路军344旅町店战斗指挥部’的牌子。”徐文惠说,院内西侧有间二层小楼,是父亲和黄克诚当年休息的住所。 当地的群众听说是徐海东的女儿来了,热情地向徐文惠讲述当年的军民鱼水情。村民们告诉她,当时部队医院设在沁水县嘉峰镇王山村,但运送起伤员来有些麻烦,村民自发抬担架运伤员。后来部队离开村子的时候,全村人都来送行。徐文惠说,那一刻她突然体会到:军民团结,万众一心的精神正是人民战争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所在,也是太行、太岳精神熠熠生辉光焰照人的根本所在。 让徐文惠欣喜的是,如今的町店镇已成了经济强镇,历史韵味浓厚,更多了些现代气息。走在町店镇街头,两边商铺林立,很是繁华。2005年以来,该镇已有干家庄、苏家岭、老山沟等3个建制行政村进行了整村搬迁,千余户农民相继搬进新居,过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幸福生活。另外,町店镇还是阳城县产煤重点乡镇之一,镇内建有中美合资大宁煤矿、营义城煤矿,设计年产420万吨的金海煤矿也在町店镇。 不少町店居民告诉徐文惠,町店镇的迅速发展,与当年军民团结一心对抗外敌留下的光荣传统密不可分。 要将太行太岳精神传承给后人 这次受邀参加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是徐文惠第三次来晋城。 与众多开国将帅子女进行探讨之后,徐文惠认为,太行、太岳精神深深植根于伟大的中华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中,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创新与发展的重要成果。悠悠岁月,滔滔江河,中华民族不仅创造出璀璨夺目的民族文化,而且形成了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伟大民族精神。热爱祖国,忠于祖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民族精神中最具有思想光芒和精神魅力的内容。可以说,太行、太岳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经过抗日敌后根据地军民的耕耘培育、创新发展,成为民族精神中最具魅力和震撼力的内容。 “我听说町店镇新修了一座町店战斗烈士纪念碑,我打算再到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去看看。”徐文惠说,这次还与这么多将帅的后代在晋城相聚,真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相信这次晋城之行能对太行、太岳精神有更深的理解,然后将它传承给后人。 〔责编 晓太〕  八路军老百姓鱼水情深 买张火车票都得亲自排队 讲述人:滕久昕 整理人:李 健 讲述人档案 滕久昕:滕代远的第五个儿子,1951年出生于北京,16岁时到内蒙古插队落户。1970年,光荣参军,成为一名铁道兵战士。1975年退伍到铁路单位,曾任铁笛化纤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铁路国际旅行社经理、中国铁道博物馆社教部主任。退休后笔耕不辍,现为纪实文章自由撰稿人。 邻家老人滕久昕 采访之前,记者心里忐忑了好久,因为滕代远将军身上的传奇故事,至今有很多仍不为人知,甚至很多人可能从未听说过曾有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将军,为太行山的父老乡亲付出了多少的血汗。能够采访到他的儿子——滕久昕听他讲述父亲的故事,是非常很荣幸的事情。 走到晋城金辇大酒店7楼的房门前,敲开了门。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走了出来,问明了记者的来意之后,就很真诚地以朋友之心与记者攀谈起来,还不时地询问自己需要有些什么配合。这让记者能够瞬间平和下来,迅速进入到状态对其很认真地进行了采访。这些举动给了记者一种滕久昕就是邻家老人的感觉,使得这次采访很顺利。为了能让记者有个印象,他还将自己珍藏的《滕代远故事精选》送给记者,让记者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滕代远。 父亲教诲永远记心中 采访之初,滕代远将军的故事自然是必不可少的。谈起自己的父亲,滕久昕说,父亲常教导自己要与人为善。在他年幼的时候,父亲经常会给他讲当年在太行山战斗时的故事。 1943年,敌人夏季扫荡开始后,分多路向太行山区进攻。滕代远时任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总部位于左权县。 由于日寇的封锁围剿和多年未遇的水灾、旱灾和虫灾,经济生活面临严重困难,部队供应十分匮乏。老百姓与全军战士都是饥寒交迫,就连树皮与野菜都供应不上。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部队仍要求全军将士都不能采摘村庄附近的树叶,要到更远的仙人峰、南洞山采集。因为近处、平坦处的青山要留给群众,野菜与树叶也不能与老百姓争抢。全军将士严格执行这样的命令,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普遍赞誉与拥护。 在之后的战争中,老百姓家家户户都为抗战尽心尽力,男人们积极加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女人们在家缝鞋垫、做衣物支援部队。同时,家家户户将门板拆了下来,用于抬伤员,就连家里的小孩子们都帮着部队照料伤员。寒冷的冬夜,因为没有门板,村民们在家中盖着被子依然冷得彻骨,即便这样,却没有人抱怨。 滕久昕说,父亲给他讲这样的故事,就是想告诉他,没有老百姓的热情支持,就没有抗战的胜利,因此永远都不能忘记人民。 以身作则不能忘 由于父亲常年打仗,后来又到铁道部任职,因此,很难得有时间留在家里。在他的记忆中,很少有的几次郊游是父亲与自己交流最多的时光了。虽然说是郊游,但实际上就是找一些没有人的地方,一家人在草地上玩一玩,吃一点妈妈做的好吃的,这样的日子真的是很惬意。 后来,父亲病重了,滕久昕在部队当兵,父亲很想念儿子,会经常问陪伴在一旁的母亲,什么时候久昕会回来。有一次,滕久昕有了假期,赶紧到医院看父亲,父亲当时很高兴,可是仅仅待了半天就让他赶紧回去,别误了工作。这些都让当时的滕久昕很委屈,为什么刚回来就要把自己给撵回去,好歹等自己洗个澡,睡一觉啊。 不过后来,滕久昕也悟到了,就是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下,他也像父亲一样开始严于律己起来。“因为我在铁道部工作,爸爸曾经担任过铁道部部长,很多朋友会托我买车票,可是每次我答应下来都是换上便装到火车站的大厅里为朋友们排队买票,包括我所用的每一张火车票都是排队买回来的。"滕久昕的话让记者很震惊。这样一位在铁道部工作了半辈子的老人,自己还得排队去买票,从不肯因为这种事情而去开“后门”,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 晋城是有文化底蕴的城市 “这是我第一次来晋城,一直希望能来看看这片父辈们曾经战斗过的土地。”滕久昕说,虽然只呆了一个晚上,但他已经充分感受到了晋城人的热情。尤其是看了歌剧《小二黑结婚》后,更能感受到晋城是一座文化底蕴很深的城市。 谈到太行太岳精神,滕久昕说,在父亲从小对他的言传身教中,他觉得太行太岳精神已经成为一种一脉相承的红色传统,永远不能忘记,不能遗失。这种精神需要全社会的人来共同关注,并将其发扬开来。 〔责编 岚一〕  父亲传承给我“太行太岳精神” 讲述人:黄 煦 整理人:吴希莲   讲述人档案   黄煦:黄克诚将军的长子,1944年生,海洋航空公司工程师,2004年退休。 201212月19日下午,在金辇大酒店的一间客房内,记者有幸采访到了开国大将黄克诚之子——现年67岁的黄煦。黄煦老先生个头不高,样貌与父亲极其相似。 朴素平实的衣着,和蔼亲切的笑容,黄老的形象与人们平常想象的“将帅子女”应具有的“威仪感”大有出入。 1938年至1939年,时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政治委员的黄克诚,在太行太岳抗日革命根据地这块热土上度过了两年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以晋东南为起点,从这里完成了由一名军事干部,成长为党、政、军全面负责的“全面型干部”的转变过程。对自己的戎马生涯与赫赫战绩,黄克诚一生中并没有过多与子女们谈及。他不是一位喜欢夸功的将军,功过自有人评。对太行太岳抗日边区的回忆,黄煦仅仅记得父亲说过这样一句话:“路不好走,日本人不好进来。” 什么是“太行太岳精神”?对此,黄煦说体现在父亲身上就是一种“为劳苦大众而战斗的党性”。这种坚定不移的党性贯穿指导了黄克诚一生。庐山会议期间,他被撤销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工资降两级,20年没工作。“1975年,被关押了多年,刚刚走出班房的父亲在山西路遇两个因为汽车相撞而当路吵架的司机。当时,那两个司机因为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争吵得不可开交,好几公里长的一条路因为他俩而严重堵塞。父亲走上前去跟他们摆道理:‘你们在此吵闹,耽误了国家建设谁负责?’两个司机反唇相讥:‘你说得轻巧。那我们的事故谁负责?’父亲果断回答:‘我负’!”黄煦跟记者聊起这样一件记忆深刻的往事。就是这样,当年黄克诚连自己“反党集团”的帽子都还没有摘掉,却还一心想着国家。这种坚定的党性,坦荡无私、胸怀天下的将领气度,深深震撼了黄煦。 作为我军高级将领,黄克诚始终以一种信仰的力量规范自己的言行,律己治家一样严格。黄煦告诉记者,打小,父亲就教育他的四个子女(黄煦兄弟姐妹四人),要做一名普通人,不沾“公家”光,不靠老一辈“照应”,要过一种“自食其力”的生活。 “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像平常人家的小孩一样,冒着风雨,起早贪黑地等公交,乘公交车上下学。即便是病了,急需送到医院就医的关键时候,我们都没有享受过父亲公车带来的便利。”黄煦回忆。他认为,父亲这种近乎“苛刻”的做法,与战争年代里革命军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作派是一致的。 长大成人后,黄煦与兄弟姐妹几人,没有一个让父亲老人家失望:姐姐黄楠北大毕业,成了一名高能物理研究人员;排行老二的黄煦清华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工程师;弟弟北大毕业,在《人民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妹妹山大毕业,从事外国文学研究。“我们全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和劳动在吃饭。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太行太岳精神’。”黄煦说。 黄煦老人是第二次来晋城。他说,町店那样一个山乡小镇,随处可见盖得很漂亮的二层洋房,让人误以为来到了大城市。而晋城的变化就更大了:从郑州到新乡再到晋城,高速公路平展、快捷,窗外雾霭流岚,景色怡人。老人说:“这条高速公路修得好,钱花得值,与打日本人那会儿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次来,我感到自己的心与太行太岳贴得更近了,我在这片土地上目睹着,感受着,替父亲感到由衷的高兴。” 提到此行的目的,黄煦说,他要用回忆历史的方式,提醒年轻一代: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怎么也不能忘却历史上中华民族所经受的耻辱,不能忘却自己的祖辈曾经遭遇怎样的践踏与苦难,不能忘却老一辈革命者曾经在怎样一种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独立、民主权利而战。 谈到民主权利,黄煦义愤填膺。他说,有一次,某报刊在显著位置,以大面积、大篇幅刊载了一篇倒提鸭子有违‘人权’的稿件,引起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热烈讨论。但令人心寒的是,在该篇报道的同一版面,一处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落里,竟然以屈指可数的几个文字,刊载了一则数十劳工被江水淹死的报道。“何谓人权?数十劳工的生命难不成抵不上一只被倒提的鸭子?”说到此,黄老语速加快,话音提高,差点拍案而起,与起先“云淡风轻”的形象判若两人。就在这个时刻,记者才看到老人一直不愿意张扬的,在骨子里流淌的,那股由父亲黄克诚将军遗传下来的,誓不屈服、勇于抗争的热血精神。 “只有在新中国,人民才有人权可言。要永远铭记,是中国共产党给中国的命运带来了转机,给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黄煦说。 〔责编 茂林〕  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成立 本刊讯 2011年12月20日,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20多位革命将帅的子女及各界代表莅临大会,共同追忆和感怀父辈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和老区人民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 中共晋城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范丽霞主持大会,副市长王树新致欢迎词。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少将、省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栗金凤、中共晋城市委副书记冯建平、太行太岳将帅子女、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会长李拴纣及部分市级老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大会选举产生了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及理事。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是一个群众性组织和学术团体,为山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团体会员。其宗旨是有效整合党史、军史社会资源,开展中共党史特别是中共晋城地方史以及革命战争年代在太行太岳战斗生活过的将帅生平及其精神的研究、宣传及教育活动。 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会长李拴纣在讲话中说,抗日战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长期战斗和生活在太行太岳地区,他们在为党和人民毕生奋斗中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崇高思想品质、高超政治智慧值得我们挖掘、整理、研究、传播和弘扬。研究会的成立,就是要对这些宝贵资源深入挖掘,把太行太岳精神转化为不竭动力。 中共晋城市委副书记冯建平代表市委、市政府对研究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冯建平对研究会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要在挖掘和抢救地方党史以及在太行太岳地区生活、战斗过的将帅资料上有新进展;二是要在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地方党史及太行太岳将帅的英雄事迹上有新突破;三是要在大力弘扬革命传统和将帅无私奉献精神、推进转型跨越发展上有新作为。他强调,一定要将太行太岳精神转化为推进晋城市转型跨越发展的强大力量,为推动全市转型跨越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陈赓大将之子陈知建少将在讲话中深情追忆了父辈们70年前在这片土地上的革命岁月。当说到陈赓大将生前对革命老区人民一直记挂于心,对太行太岳老区念念不忘时,不禁潸然泪下,引发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他动情地说:“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老区人民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每来一次,我们的灵魂就被清洗一次。我们一定要把这种红色精神传下去!” 省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栗金凤在讲话中指出: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的成立,是晋城市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一项有力举措,也是晋城市党史部门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重要体现。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和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的成立,对于组织和协调有关研究力量,推动对晋城党史进行系统研究和宣传,推动对革命战争年代从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走出的新中国的开国将帅等重要党史人物的研究,开创晋城党史工作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栗金凤副主任对办好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和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进一步做好党史工作提出几点意见。一是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坚持正确的办会导向。二是深入开展研究工作,积极为党委和政府工作大局服务。三是把握规律创新机制,不断提升学会和研究会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会上,将帅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向研究会赠送了珍贵文献资料。会后,与会人员一同为晋城市中共党史学会暨太行太岳将帅研究会揭牌。 李 军  本 刊 启 事 本刊的前身为晋城市委党史研究主编的《党史通讯》,为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通过党史资源整合,对原刊从形式与内容上都进行了较大革新,现更名为《晋城将帅》,由主管单位和两个学会共同主办。 一、欢迎赐稿。希望新老作者继续支持本刊,稿件一经采用,稿酬从优。未经采用的,本刊一律不退稿,敬请自留底稿。 二、文责自负。凡涉及历史资料和专业知识的稿子,请作者校订准确。对侵犯他人版权或其它权利的文字、图片稿件,本稿不承担连带责任。对因史实有误的稿子,本刊允许争鸣。 三、加强联系。敬请作者在文稿后注明您的详细通讯地址或工作单位、职称、职务、邮编、邮箱等,以便于署名、寄刊、邮寄稿酬等联系工作。